古典小说有一个叙事模式，叫“圆形框架”，即：“叙事重照应，刻意追求一种往复回环的效果，从而使大量作品形成先后呼应、首尾关合的结构模式。”

如《三国演义》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水浒传》之始于“洪太尉误走妖魔”，结于 108 将天罡归天，地煞入地；《西游记》之结尾列举八十一难等等。

这些故事的结局都回归到了它们的起点，首尾照应，往复回环，整体结构很像一个“圆”。

《金瓶梅》100 回，其实也是一个完满的圆，一个散——聚——散、空——色——空、生——死——生的循环，一个完美的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的圆形框架，一种结构的大回环。

《金瓶梅》始于三妾进府、金、瓶、梅三人汇聚于西门花园，是从散到聚，由空（平静）到色（世事纷扰）。而经过一番风花雪月、纵欲作恶之后，西门庆终于自食恶果，髓竭人亡，众人离散，金、瓶、梅等人魂归地府，是由生到死、由聚到散、从色到空，风流云散，复归平静，第一百回万壑归原，普静超度众人，投胎转世，是由死到生，进入了下一个生死、聚散、色空的轮回。

所以，《金瓶梅》一百回，就是一个散——聚——散、空——色——空、生——死——生的循环，一个完美的“圆形框架”。

《金瓶梅》的这种“圆形框架”与团圆结局大约应是决定于作品中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的总体构思。

因果报应思想源于佛教，佛家认为，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这种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思想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皆有充分而多样性的表现，尤其是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从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这种因果报应思想一直绵延不绝。

在所有的作品中，人情小说由于题材的原因似乎表现出了更丰富的果报思想。正如方正耀先生说：“在古代小说史上，除了说经话本，再没有一个流派象明清人情派那样笼罩着佛门香烟。”

无疑，《金瓶梅》中的这种“佛门香烟”是十分浓厚的，不论是开场诗，中间部分道士看相、僧说因果、尼讲宝卷，还是最后孝哥的被度脱，处处皆是果报，处处皆是因果。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金瓶梅》中的因果报应思想是不足信的，只要我们看到作者对那些僧尼道士的深恶痛绝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轮回报应思想在《金瓶梅》中，除了说教以外，更多的成为了一种结构框架，一种情节模式。正如蒲安迪先生所说：

“到了《金瓶梅》成文时期，把佛学说教这一套编入小说问题的美学轮廓中，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格式。它被当作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其醉翁之意已经不在于说教本身。”

在《金瓶梅》中，因果报应思想已经成为了一种结构因素，它以佛家的轮回完成了结构上的一个个循环，构成一个完美的圆形数理结构。

这种因果轮回思想虽源自佛教，但它进入中土后便迅速地与中国的儒、道思想相结合，具有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品质。所以，这种轮回果报思想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古老的“天道循环”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所谓“天道”，即“天数”、“天命”、“气数”，在这里，中国古老的“天数观”与后世的因果轮回思想相结合，成为了人们心目中世间万物发展变化以及人事兴衰的终极原因，成为了主宰作品命意的整体思想框架，对中国古典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三国》之“天数茫茫不可逃”，《水浒》之“遭逢龙虎皆天数”等等。《金瓶梅》也不例外，不论是总体构思还是具体描写，不论是情节语言还是人物形象，处处皆有倚数，处处皆合“天道”。

张竹坡在小说第一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下评：“以上一部大书总纲，此四句又总纲之总纲。信乎《金瓶》之纯体天道以立言也。”

在张竹坡看来，《金瓶梅》乃“纯体天道以立言”。这点我们从词话本众多的回首诗与回末诗中也可见一斑。如第六十二回回前诗：

“行藏虚实自家知，祸福因由更问谁，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闲中点检平生事，静里思量日所为，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理不相亏。”

第八十一回回首诗：

“万事从天莫强寻，天公报应自分明，贪淫纵意奸人妇，背主侵财被不仁；莫道身亡人弄鬼，由来势败仆忘恩，堪叹西门成甚业，赢得奸徒富半生。”

第一百回回末诗：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真是不胜枚举。而作品具体描写中的“天数”，“天道”也处处可见。

如第四十七回，苗青谋害主人苗员外，作者云：“也是天数将尽，合当有事。”

第六十一回，李瓶儿病危，西门庆派人请算命的黄先生“抄算先天易数”，以“数”来解析瓶儿一生命运。

第七十八回，西门庆纵欲无度，作者云：“西门庆但知争名夺利，纵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恶盈，鬼录来追，死限临头。”

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死到临头，作者云：“皆言天道福善，鬼神恶盈。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西门庆自知淫人妻子，而不知死之将至。”

其他如：“天公自有安排处,胜负输赢卒未休”（第九回）、“人害人不死,天害人才死”(第十二回)、“命里有时终需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第十四回)、“贫穷富贵天之命”、“生平造化皆由命”(第二十九回)、“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等等，更是数不胜数。

以上诸例皆说明，《金瓶梅》确是“体天道以立言”。

中国古人信奉“天人合一”，事事顺天而行，做文章也要体“天道”而成文。而到了《金瓶梅》时代，这种“天道”已经与佛、道的因果轮回、善恶报应等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金瓶梅》中，所谓“天道”、“天数”指的就是其中“善恶有报”的因果轮回思想，看其将“善有善报”四句作为一部大书总纲之总纲可知，而具体行文中众多的“报应一丝不爽”也是这种天数观的一种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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