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编纂刍议

　　方广锠

　　大藏经是我国汉文佛教典籍的总汇,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曾对东方世界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南北朝以来,历代都把修造大藏经作为一件重要的事业。以至出现每个朝代都要修正史,每个朝代都要修大藏经这么一种人文景观。当前,在我国,从大文化角度看待佛教,在承认佛教的宗教性的前提下,充分认识它的文化品性,从而认真研究与评价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在新时代社会文化构建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不同文化体系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东西方各国人民,必须加强相互的交流与理解,必须继承与发扬人类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的成分,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曾经影响了并至今仍影响着东方世界广大区域与人民的佛教,也因此而日益为国际所重视。在世界三大系佛教所保存的典籍中,汉文大藏经保存的资料数量最多,时间跨度最大,覆盖的部派与地区也最广。所以,巴利语三藏与藏传甘珠尔、丹珠尔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汉文大藏经则显然更加值得我们重视。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近几十年来编辑新的佛教大藏经的热潮方兴未艾,并向光电化的方向急速发展。这种热潮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并持续高涨,我们必须予以充分的注意。

　　佛教发轫於印度,兴盛於中国。尤其以汉文佛典为载体的汉传佛教更是在中国孕育成长,发扬光大,并影响东方世界,故世界称中国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近代以来,世界的佛教研究基本上沿着梵文佛典、巴利语佛典、藏文佛典的道路前进。由於种种原因,对梵文佛典、巴利语佛典的整理,我们都落在世界的後面。如果我们在汉文佛典的整理研究方面再落後於世界,则实在愧对祖先,愧对"佛教第二故乡"的称号。目前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比较重视这一事业,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其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处在相对落後的地位。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在信息社会中,知识产权在社会财富中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大。大藏经是我们祖先留下的一份知识遗产,我们不能让这一份遗产的知识产权丧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当然,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如果把这种优势发挥出来,急起直追,完全可以在汉文佛教典籍的整理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当前,讨论编纂一部代表当代最高水平的大藏经,可以分解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有没有必要编纂这样的大藏经?

　　第二、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大藏经?

　　第三、有没有可能编纂成这样一部大藏经?

　　第四、怎样来编纂这样一部大藏经?

　　下面分别谈谈。

　　一

　　关於编纂一部高水平、高质量、权威性的大藏经的重要意义及其必要性,诸位先生已经谈了不少。归纳起来大体可以有如下几个方面:赓续我国历史传统,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佛教的文化品位,引导佛教的发展趋向;占据佛教文化制高点,激励民族奋发精神;加强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交流等等。对於上述观点,我都完全赞同。在此想就二个问题谈点补充看法:

　　一、正确看待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

　　这个问题看起来与编藏无关,实际上不然。我们现在要编一部体现当代水平的大藏经,除了需要广泛动员佛教界、学术界的力量之外,还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但现在社会上,甚至包括佛教界、研究界的某些人对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未必都有统一与正确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加以探讨与宣传。

　　我认为,对佛教在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作用,必须客观地、全面地、历史地、科学地予以评价。佛教是一种宗教,既然是宗教,必然有其负面的社会作用。但是,对佛教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阶级的人群中的实际社会作用,以及对这种社会作用的科学评判,必须用历史的眼光,作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我认为,佛教的社会作用应时空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时是负面的、消极的;也有时是正面的、积极的。两者都不可抹杀,也不能用一方面去否定另一方面。

　　另外,我们必须看到,佛教不仅仅是一种巨大的宗教存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的文化存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当然,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具体影响,也必须一分为二地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既不可因其消极方面掩盖其积极方面,也不可因其积极方面忽视其消极方面。但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在宗教层面上,佛教的消极面要大于它的积极面的话;则在文化层面上,佛教的积极面要大于它的消极面。

　　当前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凭空架构的楼阁,必然是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扬弃的过程中产生,其中就包括佛教文化。因此,继承佛教文化的优秀部分是宏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必须,是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之必须。而编辑新的大藏经则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我想,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社会各界能够就上述问题达成共识,则无论对我们正在讨论的大藏经编纂,还是对佛教的健康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二、正确看待大藏经文化

　　思想主要靠典籍来传述。正因为有了典籍,思想的传播才能超越时间与空间。佛教於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两千年漫长岁月里,佛教已经融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血液中,成为与儒、道鼎足而三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藏经就是中国佛教世代精华的积累。南北朝以来,历代都把编纂大藏经作为弘扬文治的一个重要内容,每个朝代都有官修或准官修的大藏经,不少朝代还编纂了多部。编修大藏经已经与历代都要修正史一样,成为具有充分文明自觉的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传统,这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与意识形态中儒释道三家鼎立的格局相适应,我国古代以儒家为主导的学统及建立在这一学统基础上的传统图书庋藏制度却把大藏经排除在外。儒家设计的经史子集四部书体例,虽然作为与其他诸子百家并列之一家,在"子部"中设立了一个"释家类",但所收均为中国人的佛教着作,绝对不收大藏经。在正统儒家眼中,佛教作为异端,与小说、戏剧等"小道"一起受到排斥。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以後,发现者王圆录立即向县衙门作了汇报。但主事者所以把这批文物又交由王道士自行保管,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它们主要是一批佛教典籍,所以不被这些由儒家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僚们所重视。近代以来虽然有梁启超、王重民、姚名达等有识之士的提倡,但这种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以至直到现代,不少目录学家一讲目录学,就是传统的四部书目录学,不知道唐代佛教目录学的水平远远超出同时代的四部书目录学。一讲善本书就讲经史子集的宋元版如何珍贵又如何稀有,而不重视同一时代的宋元版大藏经。不少图书馆收藏着整部大藏经、大藏经零本以及许多其他佛教典籍,但长期仍其堆置,无人整理与编目。因此,现在我们有必要在讲清佛教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讲清大藏经与其他佛教典籍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大藏经固然属於宗教着作,但内容并不局限於宗教,还包括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音韵、天文、地理、历算、医学、建筑、绘画、科技、民族、社会、中外关系等诸多领域。因此,它不但是我们研究佛教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在世界日益缩小,交流日益扩大,人们正在研究如何构筑世界新文化的今天,它将成为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一份瑰宝。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责任爱护它、宣传它,为它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而贡献力量。

　　二

　　编纂一部什么样的大藏经?首先是指导思想,其次是编纂标准。

　　先谈谈指导思想。

　　本世纪以来出现过两次编纂大藏经的高潮,第二次高潮目前正方兴未艾。参考国际、国内已经编成、正在编纂以及将要投入编纂的各种大藏经,展望未来世界的发展潮流,我们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藏经呢?

　　在这里,国家"863计划"对我们可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863计划"讨论科研立项时,有这么几条基本原则:国外已经有,而我们又能够进口的项目,不搞;国外已经有,但对我们封锁的项目,要搞;国外还没有,我们搞了就有知识产权的,要拼命搞。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编纂大藏经,就要树立高标准,要出新,要编纂出世界第一流的,有权威性的,在佛教历史上将占据制高点的大藏经。

　　古今中外编纂的大藏经,总数在四十部以上,我们现在已经掌握实物的,也有三十多部。我们在这世纪之交编纂的大藏经,应该是集中这三十多部大藏经的优点於一身,而又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真正反映二十世纪的最高水平,而又能起到开创二十一世纪佛教研究新局面的作用。

　　总之,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编纂出一部继承历代藏经的优秀传统,体现当代佛教文献学的最高水平,对接未来世界发展大势的最有权威性的大藏经。

　　其次谈谈藏经标准。

　　什么样的大藏经才能够体现上述指导思想呢?

　　我曾经提出"藏经三要素"这一观点参见拙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4页。按照这个观点,一部优秀的大藏经应该达到如下三个标准:资料齐全、编排科学、使用方便。新编的大藏经也应该符合这个标准。

　　一、资料齐全

　　大藏经本是汉文佛教资料的总汇。所以,所谓资料齐全,原则上应该把古今中外所有的汉文佛教资料都收集起来,纳入新编的大藏经中。

　　我国早期的大藏经有各种形态,入藏标准互有不同。如果研究一下标准的演变,可以看出有明暗两条线。从明线说,翻译典籍具备必然入选的资格,而中华撰着则只有候选资格。亦即早期大藏经基本上只收域外翻译典籍,有的藏经酌收若干中华佛教撰着。但一般来讲,只有史传、音义、目录、感应兴敬等毗赞佛教有功的中华佛教撰着才有候选资格,予以入藏。在这里,《开元释教录·入藏录》是最典型的例子。然而,标准的具体掌握与宽严总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并应时代、应国家、应编纂者之不同而异。由此,又出现一条暗线,亦即对中华佛教撰着的入藏标准不断在放宽,并不仅仅局限在"毗赞有功"四个字上,以至凡属与佛教有关的着作几乎都有入藏的资格,从而使越来越多的中华佛教撰着被收归入藏。这其实也说明後人对大藏经的理论有了发展。这一条暗线,在《高丽续藏》、明《嘉兴续藏》、《又续藏》及日本《字续藏》体现得越来越清楚。不过,由於种种原因,中华撰着的入藏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全面的规划与严格的审订。

　　我们现在编纂大藏经,到底是遵循上述明线标准还是暗线标准?

　　如果采用明线标准。那么新编的大藏经可以仅收历代正、续诸藏中的翻译佛典以及古逸与近现代新译佛典,对大藏内外的中华佛教撰着,则予以严格的筛选,只收那些所谓"毗赞有功"的少量典籍。但这样编纂出来的大藏经不可能体现前述指导思想与达到占据佛教文献学高峰的目的。因为按照这种方式编藏,其主体部分实际上只是把历代大藏经已经反复刊印过的资料重新整理收纳,炒炒冷饭而已。此外,我们说大藏经是中国佛教精华之积累,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就在於其中保存了大批中华佛教撰着。如果按照上述明线标准,则大藏经实际上成了印度佛教、西域佛教的研究资料,而不主要是中国佛教的资料了。智升等僧人设立的编纂大藏经的这一明线标准,在古代就受到佛教有识之士的批评,今天自然更不能成为我们遵循的依据。

　　如果顺应潮流,按照今人的"大文化"与"大资料"的观点办事,则应该采用暗线标准。亦即所有与佛教有关的汉文资料,不管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的,原则上统统应该收入。也就是说,除了历代正藏、续藏外,应该把近年新译、历代另本、敦煌古逸、金石文献、房山石经、丛书类书、个人文集、地方史志、历代史籍、今人着述等等所包含的佛教资料全部新编入藏。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藏经将是空前未有的资料最完整的佛教大丛书,必然占据当代佛教大藏经的最高峰,并为开创未来奠定基础。

　　我认为,讨论入藏标准的关键在於我们如何认识大藏经的功能形态。在古代,与中国佛教存在着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相适应,大藏经的功能形态也可以分为两种--义理型大藏经与信仰型大藏经。两者固然互为依存,但前者的主要目的保存、研究与弘扬佛教,故把有价值(价值观念各不相同)的典籍收集起来编纂为藏;後者的主要目的是作为法宝供养,所以有讲究外观的华贵整齐而忽略内容的倾向参见拙作《俄藏研究》,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一期。我们现在怎么看待大藏经呢?

　　前几天与楼宇烈先生交谈,楼先生谈到,大藏经的一大作用是资料备查。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是否可以在传统的两大功能之外,给大藏经增加一个新的功能形态--备查型。大藏经就是一个关於佛教资料的图书馆,它的任务就是提供资料。图书馆买书,有的书可能十年、八年没有人借,但这样的书还是要买,还是要藏。也许若干年後,这本书会被某个人看中,起到作用。同样,大藏经也应该把关於佛教的资料尽量收齐,以供有关人员查阅。衡量一个图书馆,藏书的多少是最基本的参数。同样,衡量一部大藏经,入藏资料的多少也是最重要的标准。把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编纂得尽量科学、合理、便於使用,它也就具备了义理型大藏经的功能;这种备查型大藏经由於本身资料齐全,可称是具足了释迦如来的八万四千法藏,自然也就具备了信仰型大藏经的功能。

　　上面是从理论的角度谈理想的大藏经应该资料齐全,集义理型、信仰型、备查型三种功能於一身。从现实的角度讲,我们想要让自己编纂的大藏经在已有与将有的各种藏经中脱颖而出,具有权威性,不仅在现在、而且在将来的一段时期之内都能够占据佛教文献学的制高点,就必须在入藏典籍方面超过前此所有的大藏经,要力求把与佛教有关的资料一网打尽,包容无遗。道理很简单,对於一个研究李白的人来讲,《太白全集》与《太白选集》,究竟哪一个更有价值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当然,真正的一网打尽,只是一种理想,在实践中极难实现。但我们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取法於上,得之於中;取法於中,得之於下。"我们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必须要求尽量做到把有关资料收集齐全,越多越好。

　　这里还必须突出提一下新编入藏问题。

　　我们讲资料齐全,一层意思是指要把历代藏经已经收入的典籍收归入藏,不要遗漏。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由於历代编藏者的努力,这些资料已经被收集汇拢起来,就好比矿石已经被炼成钢铁。只是有的是精钢,现成就可以利用;有的是粗铁,还需要我们加工而已。资料齐全的另一层意思则是我们要把应该入藏而历代大藏没有收入的资料也统统收归入藏。这就是要我们自己去找矿、开矿、炼钢。据我粗略估计,现存辛亥革命以前的有关佛教资料总数大约在3.5亿字左右,已经收入历代大藏经(包括日本《字续藏》)大约为2.5亿字,即还有1亿字左右的资料需要我们去收集整理。辛亥革命至今的资料总数大约也不会少于1亿字。现在我们编纂大藏经,如果只局限在已经入藏的2.5亿字这个圈子中炒冷饭,则不如不编。只有把眼光放宽到另外的2亿字上,才能突出我们的特色,占据历史的高峰,真正编纂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大藏经。也就是说,现在编藏,必须在新编入藏方面下大功夫,做大文章。

　　这里还有四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编藏下限问题

　　关於这个问题,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截止到清末,有的主张截止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认为上述主张从理论上讲不符合我国历代编藏传统;从实践上讲必然把一大批应该入藏的典籍摒弃到大藏经之外。因此都不可取。

　　前面提到,我国有编写正史与编写大藏经两大人文传统。古代编写正史,其下限的确都截止到旧王朝覆灭,新王朝诞生。但历代编纂大藏经,其下限都是到编藏当时。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当然应该遵循古代的这个编藏传统。此外,中华民国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佛教典籍不断涌现,其中既有历代散逸,也有现代新译,更有今人着作。这些佛教典籍,开创了我国佛教发展与佛教研究的新时代。我们新编的大藏经,理应反映这些新成果。长江後浪推前浪,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薄古人爱今人,也应该成为我们编纂大藏经的基本原则。只有容纳这些近代以来的最新资料与最新成果,才能体现时代特色,体现学术水平。

　　当然,主张把下限截止到清末或1949年的观点也有其道理。主要是近现代的佛教着作太多,收不胜收。加之上乘者少,平庸者多。甚至有不少错误百出之作,完全没有入藏的资格。而我们今天的人力、物力都很有限,根本不可能把这些资料全部收罗入藏。即使收罗进来,也是徒耗资财,毫无价值。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我认为,平庸的着作乃至错误百出的着作也反映了一个时代学术面貌的某一侧面。例如当前社会急速向市场经济导进,在佛教研究界则表现为部分人学风浮躁,着作粗糙。甚至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某些不懂佛教的人也敢动手编写佛教的书籍。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着作反映了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特定社会文化的现实情况,也有其特定的研究价值。但我们毕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这些着作统统收入到大藏经中。因此,对於现有的各种佛教着作,就产生一个选择取舍问题。

　　一方面希望大藏经所收资料尽量齐全,最好能够将有关的佛教资料一网打尽;另一方面由於人力财力有限,必须对现有资料进行取舍选择。这是一个矛盾。如何处理好这个矛盾?关键在於掌握好取舍的标准,也就是掌握好"度"。

　　讲到取舍标准,就必须兼顾历史编藏的传统。如前所述,古代编藏,凡属根据西域引进原本翻译的佛教典籍(包括少量与佛教相关的外道典籍)一律入藏。而对中华佛教撰着则依不同标准予以取舍。我认为,这一标准对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依旧适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取舍标准,主要是对中华佛教撰着而言。由於部分古代中华佛教撰着已经入藏,而按照传统与惯例,这些典籍应该照旧编入新的大藏经,所以问题实际又归结为对现存的古今未入藏佛教典籍,应如何确立其入藏标准。亦即应如何确立中华佛教撰着的新编入藏标准。

　　我认为,从理论上讲,是否可以按照如下原则确立新编入藏的标准:亦即凡属有新观点、或有新资料、或采用了新的论证方法的着作,都必然对佛教研究有所贡献,从而都应有入藏的资格。在这里,对所谓"新观点",应当尺度从宽。亦即有些观点,即使现在看来论据不足,似乎不那么能够站得住脚,但只要它发前人之未发,我们就应该允许它存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但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些超越本时代价值体系的新观点。如果我们在编藏时采取紧缩政策,则一些优秀的观点就可能被紧缩掉,从而湮没掉。如果我们采取适度从宽的政策,把它们保留下来,则这些观点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大放光彩。

　　确立了上述理论原则後,在具体的编藏实际中,如何正确地、全面地、适当掌握上述原则,仍然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认真处理的问题。我想,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首先,标准的掌握,应该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此,我们必须吸取古代编藏僧人的教训。如唐智升所编《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从来被视作编纂大藏经的典范。但该《入藏录》对中华佛教撰着挑剔极严,除了少量因"毗赞佛教有功"被智升收入大藏经外,绝大多数典籍,包括中国佛教各宗各派阐述自己宗义的重要着作,统统被排斥在藏外,任其自生自灭,不少着作因而湮没无闻。这是中国佛教的重大损失,智升无从辞其咎。今天我们编纂大藏经,要把应该收入的典籍全部收入,给後人多留一些资料。而不要采取智升那样的态度,让後人再来批评我们。

　　其次,"标准"也者,应该是客观的。因此,我们不能以编藏者本人的好恶来衡量一部着作能否入藏。当年编纂《四库全书》,馆臣们按照满清封建王朝的标准,把一大批着作剔除在外,以致今天人们需要重编《四库存目丛书》,而《存目》中的不少书籍现在已经亡佚无存,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今天我们编辑大藏经,不应该再使後人产生类似的遗憾。

　　前面谈到,平庸乃至错误百出的着作也有其特定的价值,但我们又不可能把它们收入大藏。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书籍呢?我以为可以用编纂目录与撰写提要的方式保留它们的概貌。亦即凡是没有收归入藏的着作,一律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着录与反映。後人可以根据目录与提要了解它们并进行研究。这种目录与提要的另一个作用则是对我们工作中可能产生的疏漏的一种补救措施。因为我们虽然计划把一切有价值的资料一网打尽,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编藏工作中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理想,还需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只能尽量去做而已。所以,如果能够把所有不入藏的资料全部以目录与提要的形式予以反映,则等于设立了一条後卫防线。如果我们有疏漏,後人可以依据这个目录与提要,寻找他们需要的资料。

　　第二、国外汉文佛典问题

　　众所周知,汉传佛教遍布於汉字文化圈。地域包括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国家古代都使用汉字,当时这些国家的僧人所撰写的佛教着作也都属於汉文佛教撰着。那么。新编的佛教大藏经是否应该把这些着作也收罗进来呢?

　　这里实际又涉及这样一个理论问题:我们说,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的条件下酝酿发展为中国佛教,从而使中国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这就是说,中国佛教虽然以印度佛教为源,虽然与印度佛教同属佛教文化圈,但它实际上已经卓然独立,成为与印度佛教有着许多显着不同特点的新的派别。那么,中国佛教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各国,共同形成汉传佛教圈之後,朝鲜、日本与越南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到底是什么关系?是虽然流传区域不同,但在理论与实践上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还是已经独立成为与中国本土佛教具有不同性质的朝鲜佛教、日本佛教与越南佛教,成为汉传佛教圈中新的支派?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与中国本土佛教没有质的区别,则上述三国古代僧人的佛教着作自然应该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之一。如果说上述三国的佛教也已经卓然独立,则三国僧人的着作更主要的反映了本国佛教的情况。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当然,我在上面如此提出问题本身,就已经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实际上,佛教中国化有一个过程。如果说存在着佛教朝鲜化、日本化、越南化的话,必然也有一个过程。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国别为标准来区分这些着作对中国佛教研究的价值。

　　我主张上述三国的佛教仍然属於汉传佛教圈,但也必须看到佛教传入上述三国後,与各有关国家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产生一些不同於中国本土佛教的新特点,成为汉传佛教圈中的新派别,因此,上述三国僧人的佛教着作可以分成多种情况。有的是由来华的留学僧写的。这些留学僧中的不少人长期居留中国,有的甚至终生不归,如玄奘门下的圆测等。他们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着作理所当然属於中国佛教的范畴。有的是由短期在中国留学的僧人撰写的关於中国佛教的着作,如日本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是我们研究中国佛教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有的是由亲鸾这样僧人完全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编纂成的佛教着作,这一类着作基本上应算作研究该国佛教的资料。也有的如新罗元晓,他的着作既参与中国佛教对若干佛学问题的讨论,又是研究新罗佛教的宝贵资料。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有关,一类与中国本土的佛教基本无关。但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不少问题往往很难截然分开或判断其性质。

　　由此,我认为对古代外国僧人的汉文佛教着作,应该区别情况对待之。对与中国本土佛教有关的着作,毫无疑问应当收归新编的大藏经。对於性质一时难辨的,也不妨收归入藏。至于明确与中国本土佛教无关的,只要人力、物力诸方面许可,也应该收入。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有这种兼蓄博收的广大胸怀,现在应该更加发扬光大。即使一时条件有限,暂缓入藏,最终也应该把它们收进来。

　　第三、梵巴藏佛典及近代佛教着作的翻译问题

　　大而言之,佛教可以分为印度佛教、南传佛教、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所传承的分别是梵文(包括各种印度俗语)典籍、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藏文甘珠儿与丹珠儿。与印度佛教已经衰亡相应,梵文典籍也已经云散,目前仅有少量尚存。其他三大语系的佛教流传至今,其典籍也保存完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是世界上惟一的三大语系佛教俱存,三大语系佛教典籍保存完整的国家。因此,编辑大藏经,从广义的角度讲,不仅仅包括汉文大藏经,还应该包括巴利语三藏与藏文甘珠儿、丹珠儿。正是出於这种考虑,八十年代初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时,便有分阶段逐步编纂汉文部分、藏文部分、傣文部分的设想。如今,《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上编已经编纂完成;藏文部分的编纂已经正式展开。继续完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下编,以及按照原计划编纂《中华大藏经》的藏文部分与傣文部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繁重的任务。

　　上面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梵巴藏等佛典的翻译。亦即将现存的梵巴藏等佛典全部翻译成汉文,使我们的汉文大藏经包罗现存印度所有佛典及三大语系所有佛典,成为世界上最为完备的大藏经。这是我国佛教界、学术界想了近百年的事,它对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团结与交流,对佛教圈各国的团结与交流无疑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不过兹事体大,需要认真规划统筹,组织与培养人材,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成就。我以为不妨根据现有条件,先做起来。至於将来怎样,只好有待各种因缘条件之成熟了。

　　与此事相关的是近代国外佛教学者名着的翻译。他山之玉,可以攻错。这些书籍的翻译对我国佛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自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不过,我以为这类书籍翻译後可以专门编为丛书,不必编入大藏经。因为它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佛教藏经,其原文也不是汉文。

　　第四、形象性资料问题

　　除了文字性资料外,还应该考虑收入关於佛教的各种形象性资料。其内容,除了《大正藏》的"图象部"所收的图象外,还应该包括雕塑、绘画(包括壁画)、建筑、法物器具等其他非文字的形象性资料。

　　二、编排科学

　　任何一部成功的丛书,总要有一个的结构分类,以把所收纳的典籍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大藏经也不例外。这里包括两方面的问题:藏经的总体结构应如何科学地设计;某些具体典籍应如何正确地归类。

　　我国大藏经的总体结构,是从南北朝到盛唐,经历了数百年的反复研究,才由智升基本确定的。智升确定的大藏经结构垂范千年,为人们所称道。但这一结构也有缺点,即受中国佛教重大轻小的传统及某些派别判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怎样努力用大藏经的结构来反映佛教发展的历史线索。"参见拙作:《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版本同前,第42页。明代我国僧人曾经对智升确立的大藏经结构体系进行变革,但只是采用不同的判教体系而已,其指导思想则没有任何改变。本世纪日本《大正藏》才真正打破古代的传统,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佛典并进行分类。《大正藏》的分类实践固然还有不少问题,但它在佛藏结构分类方面的开创性功绩应该充分肯定。此後,不断有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新的分类方案。台湾《佛光藏》也正沿着《大正藏》的同一思路进行佛藏结构的新的探索。这些探索都值得肯定。在我国大陆近几十年来影响较大的是吕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目前有的图书馆依据这部目录整理馆藏佛教典籍,也有先生主张依据这部目录编印新的大藏经。但我认为这种主张不可取。吕先生的目录在不少具体经典的审定上用功甚大,许多具体结论都值得我们参考与吸取。但该目录在总体结构上没有摆脱中国传统大藏经的重大轻小及判教思想的影响,还在传统的大藏经结构中转圈。因此不能作为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的圭臬。

　　我认为,设计新的大藏经的总体结构的基本原则应为:(一)、采用科学分类的方法。走《大正藏》已经开辟、《佛光大藏经》正在进一步实践的路。(二)、既要考虑佛教的学科组成,又要照顾佛典的现实情况。既要有完整的结构体系,又要有可操作性。

　　现在,对应该实践上述第一条原则,人们比较容易达成一致的认识。但对於上述第二条原则,则想法一时还不能完全统一。海内外相当一部分先生总是希望先设计出一个较为理想的大藏经结构方案,然後按图索骥,把收罗到佛典填充到这个结构中去。并且也已经设计出好几套方案。纵观这些方案,大抵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浓,相对而言,在可操作性方面就差一点。因此,我建议对藏经结构问题,不急於马上提出方案。是否在广泛收集各种应该入藏的资料的同时,组织一个班子,对藏经结构问题作充分的前期研究。在充分把握已经收集到的各种佛典的全貌的基础上,充分分析研究历史上各种藏经结构之优劣,充分分析研究已经提出的各种分类方案的优劣,然後提出我们的方案。再召集有关专家多次论证,最後定稿。这样制定出来的分类结构可能较为科学,且较能适合现存佛典的实际情况,便於操作。这项工作可与入藏资料的搜集同步进行,即同时开始,同时结束。

　　至於对某些具体典籍的归类问题,一般可在解决上述藏经结构体系的过程中同时得到解决。个别难点则可视具体情况个别处理。

　　归根结底,分类的作用是三条:一是通过分类反映佛教理论的总体框架并反映某一部典籍在该框架中地位;二是反映某一理论的学术渊源、流变及与该理论相关的具体典籍;三是便於检索。从这个角度讲,上面所讲的佛典的结构分类及其对策更多的是针对传统的书册本大藏经而言的。但目前书籍已经进入光电时代,新出现的书籍载体形式,有没有可能对书籍的传统分类方式及理论提出革命性的变革?光电版的大藏经是否可以采取完全不同於传统的检索方式?可不可以这样设想:除了以传统的版本项作为检索点之外,充分利用电脑高速运转与字符串检索的性能,通过检索主题词为主,书目提要为辅的方式来实现上述传统分类的三大功能。我想,只要大藏经总体的主题词体系及每一部典籍的具体主题词设计得科学准确,上述设想是有可能达到的。如果真的这样做,入藏典籍便无需分类,只要按照普通的流水号进行大排行就可以了。原来一直困扰我们的,必须把大藏经全部编辑完成,才能按照结构次序逐部出版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结构体系,仅以流水号为顺序,哪部典籍整理完毕,就先输入那一部。我想,我们不妨依照这种设想先作试验。如果能够成功,则在光电版大藏经中,传统的分类方法将予废除。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光电版大藏经所废除的只是传统的书册本大藏经外在的分类方法,而内在的对佛教理论框架的研究,对某一佛典学术渊源及思想倾向、学说内容的研究不但不能废除,而且必须加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科学地设定全藏的主题词体系与每一部典籍的主题词。从这一角度讲,光电版书籍的主题词体系的设定不是对传统分类法体系的废除,而是站在传统分类法体系基础上对传统分类法的全面扬弃。因此,即使对於光电版大藏经来说,前面所述组织一个班子对大藏经的结构体系与某些典籍的具体归属先期进行全面研究,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三、使用方便

　　藏经是一部收罗宏富的大丛书,篇幅浩大,内容庞杂。如何使管理者能够有条不紊地管理它,使读者能够方便自如地使用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古代,经过长期努力,人们终于创造出千字文帙号这样有序的字号,以此来管理与检索藏经。现代,随着书籍载体的变化与学术的发展,所谓方便地使用藏经就不仅仅局限在外部帙号这一个问题上,它包括载体形式、校勘标点、目录索引、实用辞书等四个方面。

　　第一、载体形式

　　古代,佛典的载体形式主要有纸抄与石刻两种。纸抄者就其装帧外形而言,又有卷轴装、梵荚装、蝶装、包背装、经折装、线装等等,近代又出现平装、精装、特精装等等。石刻则有碑版、经幢、摩崖之不同。总的来说,载体与装帧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进化。一方面沿着更加方便实用前进,另一方面沿着更加豪华气派发展。目前,世界书籍的载体虽然仍以纸质书册为主要形态,但光电版书籍正在迅猛发展。有的人预言,光电版书籍进一步发展,终将使纸质书册趋於消亡。但我认为,光电版与书册版各有各的优势,恐怕谁也不能取代谁。起码在我们可以预期到的将来,书册版必将继续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从佛教大藏经的角度来考虑,如前所述,它除了义理型、备查型的功能之外,还有信仰性功能。这种信仰性功能要求大藏经能够外化为某种能够引起人们崇敬心理的形态。书册版大藏经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当人们面对藏经楼上数百册庄严精美的书册版大藏经时,很容易产生"法海无涯"的赞叹之情。但不能想象人们会对一片薄薄的光盘也产生同样的感情,并去顶礼膜拜。因此,我们现在编藏,必须兼顾当前与将来,学术研究与宗教供养,应该是书册版、光电版两种形式并重,不可偏废。

　　无论书册版还是光电版,都可以有影印原典、校订重排两种形式。从保存原始资料、快速简便来说,当数影印。目前坊间影印出版的大部头佛教丛书不断涌现,正是因为出版商看中影印本简捷易行,利润丰厚的缘故。好的影印本的确起到提供稀有资料与稀有版本的作用。但是,目前不少影印的佛教丛书只是从常见大藏经中选取若干典籍,所收既非稀有文献,又没有原原本本地完全按照原样影印,而且任意修版、割版,还不作任何说明。这样,不但没有提供资料的价值,反而起到鱼目混珠、淆乱版本、误导研究的恶劣作用。是我们不应该提倡的。

　　如果从学术性、普及性、影响力讲,无疑要推重排。因为只有重排,才能够把对佛典的校勘成果直接反映在正文中,并进行标点,以向读者提供一个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精校标点本。只有重排,才能够用正字法把各种版本佛典中的正俗字、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等文字的问题解决掉,减少人们阅读的困难。还有,由於底本来源不一,如果采用影印,则编成的大藏经必然是百衲本;只有重排,才能够使它版式划一,肃穆庄严。此外,单纯影印,反映的只是编纂者收集资料的功夫;只有重排,才能真正反映出编纂者整理资料的水平。因此,我们要编纂出总结当代,开创未来的高水平大藏经,除了重排,别无他途。

　　那么,是否此次编藏,只考虑重排,完全不考虑影印呢?我以为也不必那么机械。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把历代诸种藏经分别影印,则这些影印本不但可以成为此次编藏的原始资料,成为今後深入研究的基本依据,也可以成为各寺院珍贵的供养本。可以设想,在为编纂大藏经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会自然具备影印历代藏经的条件,我们不应放弃如此难得的机缘。因此我建议:立足於重排,不放弃影印,重视配套,错落发行。

　　既然是书册版、光电版并重;以重排为主,不放弃可能条件下的影印。那么,在电脑录入的时候,是否可以不采用目前通行的人工打字,而采用扫描。即第一道工序,先将底本按照原样扫描收入电脑。第二道工序,由电脑进行单字辨认,确定正字。当底校本均用这种方式扫描完毕,即可以利用电脑自动校勘程序校出各本的异同,然後送给专家审定,以选用正文,确定异文。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一)、可以回避目前海内外在实施光电版佛典计划中所遇到的录入员不认识繁难汉字及校对瓶颈问题。(二)、可以减少错误率。(三)、可以大大减轻校勘的工作量,从而大大加快校勘的速度。(四)、可以产生出一个重要的副产品:《汉字正俗字、古今字、异体字、错别字大汇》,并对此进行各种数理统计。由於大藏经字数多,年代久,对全体汉字的覆盖面无与伦比,因此,这一《大汇》一定会具有极大的学术性与权威性,从而对汉字本身的研究与规范化,对汉字的电脑化,都将是重大贡献。(五)、可与前述影印历代藏经的工作配套进行。

　　当然,上述设想的前提是电脑有承担这些工作的功能,或可以开发出这些功能,否则,只能是空想。这个问题,要请电脑专家来回答。

　　第二、校勘标点

　　当代,古籍整理中有无校勘与标点,其校勘标点的水平如何,是衡量这一古籍整理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佛典校勘,指底校本对勘与中外文(即中文与梵、巴、藏文)对勘。校勘工作可以有各种做法。就底校本对勘而言,我们就可以设计出几个方案。

　　比如,(一)、象《大正藏》与《中华藏》那样,对底校本只指异,不辩正。如果这样,则如前所述,只要电脑有自动校勘程序,即可承担,不必再由专家厘定。(二)、象我们《藏外佛教文献》的各种整理本那样,以既"精"且"博"为标准,一律辨别正误,并罗列异文。那么,必须动员一批专家参加厘定。

　　又比如,(一)、虽然校勘,但并不依据底校本原典一字一字去校,而是充分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这种方案是针对人工录入而言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大加快速度;风险是如果前人校勘有错误,则我们也跟着错。如果采用电脑扫描录入,电脑校勘,则这种方案全无用处。(二)、虽然也参考前人的校勘成果,但自己照旧老老实实地一字一字地将底校本全部审校一过。这种方案,无论对於人工录入还是扫描录入,全都有效。

　　就中外文对勘而言,也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凡有相应原本者,一律逐字核对。(二)、仅核对重要名相与专用名词。

　　同样,标点也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一)、只断句。(二)、加句读。(三)、部分采用新式标点(即采用部分适用於佛典的标点符号,废弃部分不适用於佛典的标点符号)。(四)、全式标点。(五)、上述几种形式并存,即哪种方式适用,就采用那一种。

　　考虑到汉文大藏经总体规模达4.5亿字,考虑到大藏经存在着的诸种不同版本,我们必须对校勘与标点的工作量之大有充分的估计。实际上,至今为止,只要是重排本,则所有编纂大藏者的主要精力都是花费在校勘与标点上。我们也不会例外。但是,校勘与标点又是我们编藏,也是目前所有从事佛典整理的人不可回避的大事。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考虑到电子文件的开放性、易於修改性与便於升级性,是否可以提出这么两条基本原则:?(一),放眼长远,必须坚持高标准,进行认真的校勘与标点;?(二),立足当前,适当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树立高标准,坚持高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的实现分解为若干个阶段,确立每个阶段的现实目标。这种现实目标应该是适合我们每个阶段的实际情况的,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又必须是与下一阶段目标乃至最终的高标准相衔接的。

　　根据我的经验,上述问题,只要事前考虑周全,安排好,具体实施起来并不太难。如果在全面启动之後,中途再作改进,则会相当困难,甚至虽有好的方案而无从措手足。此外,事先统一思想便於和衷共济,中途变法改革容易引发纠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目录索引

　　准确的总目、详尽的版本目录及各种实用索引是衡量一部大藏经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使读者便於利用该大藏经的有效方法。

　　总目是对该大藏经的总体把握。版本目录则需要详细交代底校本的情况。实用索引包括经名(含异名)索引、译着者索引、词语索引。由於采用电脑工作,目录与索引的具体编制过程将会比较顺利。但需要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一)、异译本的比照、着译者的考释。历代大藏经中遗留的此类问题比较多,给佛教研究制造不少混乱。我们应该解决之。

　　(二)、最佳电脑检索系统的编程或选择、人工采词与电脑采词的最佳配合。

　　(三)、人工采词需要对佛教有相当研究的人员才能够承担,必须注意这方面人才的组织与培养。

　　第四、实用辞书

　　很多人认为佛典很难读,视之为畏途。其实,佛典的思想并没有深奥到令今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佛典的难读是由於其他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一套固有的名相、法数,也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不了解某学科的概念体系,就无法读懂某学科的书籍,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如果能够为大藏经编撰配套的实用辞书,将是这部大藏经的创新,也将是使这部大藏经更加学术化、普及化的重要途径。实用辞书与光电版大藏配套,可以使这部大藏经的使用极为方便。

　　我认为,可以先从现有的佛典音义、《翻译名义集》等古代辞书及有代表性的佛教词典、梵巴藏词典等现代辞书采词,编纂成数据库。进而将该辞书与前述词语索引以及佛典原文作成关联数据库。这样,在阅读某部佛典,需要了解某词的意义时,可以查阅古今诸词典对该词的解释及其他佛典对该词的用例或解释。这对佛典的理解与外文翻译,作用极大。现在我们没有力量来编纂新的大型佛教词典。但上述实用辞书的编纂,必将为今後编撰高质量佛教词典奠定基础。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编纂出符合上述标准的大藏经,那就可以说在佛教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在世界文化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後代。

　　三

　　我们有没有可能编纂出这么一部大藏经?

　　编撰这样一部大藏经需要如下条件:良好的外部环境;充裕的人力、财力、资料资源;计算机技术保证。

　　第一、就外部环境而言,目前我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正逢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之一;我国既有盛世修典的传统,又有历代编藏的传统;宗教界、学术界对编纂一部高水平大藏经已经企盼了近百年,有着现实的积极性;社会各界对佛教的认识与观感也正逐步趋于符合佛教的本来面貌。应该说,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一条已经基本具备。实际上,海内外各种各样的编藏工程已经启动。

　　第二、人力主要指参与具体工作的人员,包括:一、搜集鉴定整理资料人员,二、校勘标点人员,三、电脑工作人员,四、摄影人员,五、公关人员,六、後勤服务人员。七、学术指导人员。

　　人力包括质、量两个方面。我国目前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新的力量还在成长。从总体实力看,应该说不亚於当年编纂《大正藏》的班子。我们既充分吸收前人编藏的经验教训,又有编纂《中华大藏经》上编的实践经验。因此,在人员的素质方面,应该说基本符合条件。问题是怎样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把这批力量组织与团结起来。

　　人员的量则以工作量最大、且有需有相当水平要求的校勘标点人员为例谈谈。假如新的大藏经总量为4.5亿字,拟定用7年时间校勘标点完。则每年需要完成0.7亿字。又假如每个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每月可以校勘标点5万字(平均每天校勘标点1700字),每人每年可以完成50万字,则我们如果能够从全国近年培养的佛教、中哲史的硕士、博士中,从全国各大学哲学系的教师中,从各佛学院的师生中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中选聘140人从事这项工作。再在北京选聘20个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员专门进行复核。就可以了。只要有经济力量,经过努力,在全国与北京选聘二百个左右符合所需条件的人员还是可以做到的。

　　实际上如前所述,可以让电脑承担相当大一部分校勘工作,从而大大减少校勘人员的工作量。而且,现有佛典完全没有标点,需要从零做起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佛典已经有句读或断句。因此,校勘标点问题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困难。

　　编纂大藏经,并非仅是简单的佛教文献整理,应该把它同我国佛教的健康发展联系起来,统筹安排。讲到佛教的健康发展,用佛教语言来说,关键是"绍隆佛种,续佛慧命",也就是接班人的问题。而接班人不仅需要熟悉佛教仪轨,遵守佛教戒律,还必须精通佛教义理,甚至能够发展佛教义理。我认为,佛教理论是佛教的灵魂。宋明以前,印度佛教的理论不断传入,中国人在消化这些理论的过程中不断有所创新,从而使佛教生机勃勃,在意识形态领域擅一时之胜场。宋明以降,印度佛教已经衰灭,源头活水已断,中国佛教此时既没有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原有的佛教理论又为宋明理学所吸收,於是只剩一个信仰的驱壳,这是佛教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说近代佛教复兴,其标志首先是"南欧北韩"及一批高僧大德对佛教义理的钻研与弘扬。因此,对当前佛教界来说,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理论人才,提高理论水平,提高文化档次,乃是当务之急。编纂大藏经,对於佛教界来说,也正是培养佛种,弘研义理的极好机遇。所以,是否可由中国佛学院(或拟议中的中国佛教大学)开设有针对性的专业,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编藏实践,在工作中培养,在实践中提高,培养出一批跨世纪的高僧大德。其实,对学术界而言,也同样应该利用编纂大藏经的机会,为下世纪培养出一批不务空言的专家学者。如果大家都从这个思路来考虑问题,则我们编纂大藏经,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还能促进佛教及佛教研究的健康发展。几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总之,人力问题固然有困难,但并非不可解决。

　　第三、大藏经如此巨大的工程,耗资必然可观。根据资料,日本《大正藏》共耗资280万日圆,了解二、三十年代日本物价水平的人都知道,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中华大藏经》共接受国家拨款人民币158万。那是由於八十年代初的社会观念与现在大不一样。也由於《中华大藏经》是国家项目,各单位都比较支持。我们借用的资料,基本上都没有支付资料费,双方协议,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赠送各资料收藏单位一部《中华大藏经》作为感谢。另外,所聘人员的报酬都比较低,应聘人员大多属於离退休後发挥馀热,甘作贡献。但上述做法,显然已经不再适合目前的情况。我们现在编纂《藏外佛教文献》,深感无钱困难重重,寸步难行。由於经费紧张,许多事情都想尽量省钱,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更加费钱。由此捉襟见肘,狼狈不堪。教训实在深刻。

　　本人一介书生,对於经济问题纯属外行。按照上述设想编纂一部理想的大藏经,究竟需要多少经费,要由有关专家框算。不过,编纂工作是逐步展开,在若干年内完成,所以後期可与藏经的出版发行配合进行,所需经费也就可以滚动解决。所以,实际上需要筹备的只是前期的经费。

　　目前,佛教界结缘经书的印刷量很大。有的结缘经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印刷,都可以称为上品。大多则是平平。其中也不乏粗糙拙劣之书籍。这些粗糙拙劣之书,从世法说是伪劣产品,从佛法说是亵渎正法。因此,如果能够把目前印刷结缘经书的资金吸引集中起来,一方面印刷一些精品经书结缘,另一方面则可用於大藏经的编纂。实际上,结缘经书与大藏经两者本来就可以充分协调,相互为用。即用大藏经编撰人员整理出的精校定本作为结缘经书印刷,其传播正法的作用自然远远超过在条件没有保证情况下粗制滥造印出的书籍。而编纂印刷大藏经,本身就是功德更加无量的结缘胜事。

　　目前,海内外电子佛典的发展势头如同万马奔腾。遗憾的是各自为战,缺乏协调,由此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如果能够把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则经费问题的解决也容易得多了。

　　当然,这样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蜀道之难,难於上青天。"而把海内外分散的结缘资金、分散的编藏力量集中到前述编纂大藏经的总目标下,可能比李白越蜀道更难,"使人西望长咨嗟"。

　　第四、编藏要有资料,没有资料一切都是空话。如前所述,新编藏经包括历代入藏与新编入藏两大部分。历代正藏、续藏资料现成,只要整理、考订、校勘、标点即可。关键工作在於新编入藏。

　　应该新编入藏的藏外佛教文献主要指古代逸籍(包括敦煌遗书、海内外各宗教、图书、文博部门及私人收藏未入藏逸籍)、近现代新译(从梵、巴、藏、日等文字译出)、散见於正史、地方史志、金石、档案、个人文集乃至各种丛书、类书专着中佛教资料,此外还有今人撰着。虽然范围很大,但是目标清楚。只要有关收藏单位积极配合,收集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当然,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国内因部门封锁资料而产生的困难。另外,不少资料散在海外,国外,包括港台、日本、南北朝鲜、越南。西方则以英、法、俄、美、德、意、荷为主。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

　　总的来说,已经入藏的典籍,犹如陈列在公共图书馆中的图书,谁都可以利用。因此,我们也好,任何一个企图编纂藏经的组织与团体也好,谁都无所谓优势。当然,如果讲到历代藏经的版本,则大陆与日本各有自己的优势。日本的版本优势在宋元,大陆的版本优势在明清。至於新编入藏部分,虽说海外散落了一大批大陆已经亡佚的资料,但从总体看,应该说我们还是有优势。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当然,编纂一部高水平的大藏经实际是世界华人的共同心愿与事业,也是整个汉传佛教文化圈的共同事业与理想,是东亚人民对人类文化的共同贡献。我们要有发动与团结一切力量,共同做好这件旷世大事的大愿心,大胸怀;不要有封疆划界、唯我独尊的想法。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华人,毫无疑问应该为祖先留下的这份文化遗产承担更多的责任。

　　第五、对於电脑技术,本人是外行。从外行的角度考虑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汉字字库,检索系统,单字扫描,关系数据库。这些问题要靠电脑专家来解决。电脑技术本身正在一日千里地发展,即使我们现在就动手编纂,第一批成果的正式发行也要到五、六年之後,所以,即使现在电脑方面还有一些技术难关,相信还有时间来逐一解决。

　　综合上述五点,我认为,编纂大藏经及其光电版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现在的关键是必须有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与充足的财力。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够保证,前景是乐观的。

　　以往的经验证明,只要国家重视,集中力量去做,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也没有办不好的事。大藏经编纂也是这样。

　　四

　　怎样才能编纂好我们所希望的这样一部大藏经?

　　大家知道,1982年,在当时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尤其是李一氓同志的支持下,由任继愈先生主持,成立了"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藏经编纂事业。这项工作从1982年中立项上马,1994年底完成上编,共12年半。我是1984年秋开始参与的。该事业前期由李富华同志作为任先生的助手,协调工作。我则在前期中的半年,加上後期,共约六年半期间,作为任先生的助手协调工作。我出国期间,由其他同志负责。由於参加这项工作时间比较长,对情况,尤其的後期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在此想介绍一下《中华大藏经》的编纂情况与我们对下一步工作的设想。我希望《中华大藏经》计划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大藏经编纂协调进行。

　　《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分为正、续两编,正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续编收入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的部分。也就是说,正、续两编合起来,相当于传统大藏经的正藏与续藏。如前所述,新编入藏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编纂大藏经的重点,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内部後来有过增加第三编,即新编入藏的设想。但又考虑到大藏经本身应该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如果采用上述正编、续编、第三编的方式,则将割裂这一体系。所以决定改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历代大藏经之有千字文帙号的部分;下编的主体为历代大藏经之无千字文帙号及新编入藏部分,并以存目的形式包容上编,从而使下编以一个严密完整的大藏经的面貌出现。上编共106册,每册100万字左右,总计1.06亿字,编辑工作已在1994年结束,至今已经出版了90册,全藏可望在今年全部出版。下编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上编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加上其余各藏有千字文帙号的佛典影印而成。由於受这一方式的影响,如标点等问题根本不可能考虑。现在有些同志对《中华藏》有一定的意见,如标点问题、结构编次问题等等,戏称之为"百衲本"。这些批评都是正确的。编纂之初,的确希望这部《中华藏》能够起到取代《大正藏》的作用,而现在实际上《中华藏》上编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但《中华藏》上编收入了不少《大正藏》没有收入的资料,《中华藏》依据有代表性的八种藏经,尤其是首次全面利用《房山石经》作了校勘,这都是其他藏经没有做到的。但它毕竟是十四年以前上马的一个项目,与现在相比,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尤其是人员基础差。除了少数专业人员外,《中华藏》主要依靠从社会招聘的离退休人员(大多为中学教师与机关干部)完成的。所以,《中华藏》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完全是当时的条件所决定的。

　　从中华藏编辑局的角度来说,我们对此也并不满意。任继愈先生多次指示要设法改进,要提高质量。1986年,我们曾经特意向国务院古籍小组提出过改进意见。但是,当时《中华藏》已经出版了十馀册,有关人员表示,如果进行改动,那已经出版的怎么办?的确,一部大丛书,体例一旦确定,前若干册书一旦推出,则很难再作更改。这也是我们今天从事大藏经编纂必须重视的问题。

　　对於《中华大藏经》的下编,我们考虑其工作大体分三个阶段:

　　一、准备阶段,约五年。

　　目标:本阶段完成资料搜集、整理、考释工作,藏经结构架构工作,编撰出大藏经总目初稿、版本目录初稿、经名索引、译着者索引。完成电脑硬、软件诸项准备。从第二年或第三年开始,穿插进行电脑录入、校勘标点,以此组织与训练队伍。并开始词语索引与实用辞书的编辑。

　　二、编辑发行阶段,约八年。

　　目标:按照总目顺序,全面铺开编辑(校勘、标点、定稿)。校勘标点工作按照前述每年0.7亿字的速度进行,到第五年可以全部完成。复核定稿工作也按照每年0.7亿字的速度进行,到第七年可以全部完成。本阶段第二年开始可以按照每年70册(每册100万字)的速度出版发行书册本,到第八年全部出版(总计450册)。待词语索引与实用辞书之关联数据库配套成功,主题词体系设计完成,开始发行光盘版。

　　三、收尾後续阶段,约二年。

　　目标:处理善後事项。

　　限於时间与篇幅,上面只是粗线条地介绍我们的基本设想,这是以我们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为依据的。由於我们是按照全藏4.5亿字计算校勘、标点、复核、定稿的工作量。而实际上全藏需要校勘标点的并没有4.5亿字。就复审定稿而言,亦有繁难与简易之不同。因此,上述计划还是留有相当大余地的。此外,如果充分发挥电脑的功用,还可以大大减略上述工作量。

　　当然,如前所述,上述设想是以国家强有力的支持与充裕的财力保证为前提的。否则,只是空想。

　　大藏经的编纂的一项学术性极强的工作,没有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与指导,不可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我们正在争取成立一个"中华大藏经研究会",希望以此作为学术後援,起到学术顾问的作用。

　　由於上面所述的《中华大藏经》下编计划十分庞大,没有充足的财力,充分的准备,不能轻易上马。因此,我们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先办了一个《藏外佛教文献》,我们的想法是在目前条件下,能够做多少事,就尽量先去做。以後条件成熟了,这些经过整理的藏外佛教文献就可以收入《中华大藏经》下编。即使我们的《中华大藏经》下编由於种种原因不能上马,我们整理的资料也可以为其他人编纂大藏经所用。大藏经的编纂是民族之大事,世代之大事。吴立民先生说"功成不必在我"。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

　　编辑大藏,泽被千秋。但兹事体大,谈何容易。不过,既然利国利民,则即使我们这一代没有条件实现,後代也会进行。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只要抱着只讲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情,尽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自然功不唐捐,事不虚抛。归根结底,一打方案,不如一步实际行动。话说得再多也没有用,事情必须一点一滴地去做。

　　当然,我更加殷切地希望当代中国佛教界、学术界团结起来,勇於面对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承担起这一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