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佛教而言，财富充足并非是件坏事。而佛教对现代社会的参与，其领域远比古代广阔。除慈善公益事业外，在文化、教育、环境保护，以至维护世界和平等领域，佛教都可以发挥作用，作出贡献。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据统计，其信众人数达3.6亿。佛教有一套严密精致的理论体系，其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与世俗社会有着极大的差别。那么，它又是如何看待财富的呢？

　　佛教的根本目标是追求解脱。小乘佛教倾心于个人解脱，大乘佛教致力于众生解脱，这就有了普渡众生之说。对于全心全意追求解脱的佛教徒来说，财富就完全失去了诱惑力乃至必要性，可以全无。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佛教徒都能隐居潜修，与世无涉，与人老死不相往来。佛法的薪火相传，需要佛教团体的世代相承、绵延不绝。而即使是小乘的教团，也需要一定的财富作为生存资源和发展手段；大乘僧俗教团的弘法利生事业，则更需要财富作其支撑。财富越多，可做的事业就越大。大有大的用处，因而，财富之大有，绝非是件坏事。

　　一、 全无以清净身心

　　佛教徒中，有一部分人是一心出世、全力修证的。他们往往采取苦行的修法，故而视一切财富若粪土。佛教中的苦行，可追溯到佛陀释迦牟尼。佛陀在最初出家时，就修了六年苦行。据他自己描述：记得我那时每天只吃一个山楂子，或是一粒米。我的躯体变得特别瘦弱，四肢如干枯的芦苇，臀部像骆驼的蹄子，脊椎像一缕头发，胸骨参差突兀，就像屋顶露出的房椽。眼窝深深地凹陷，眼珠几乎消失了，就像放入溪水中的一片镜子，小得难以辨认。我的头就像灼日炙烤下枯萎变空的葫芦一样干巴。用手触腹，会碰到后脊，用手触脊会碰到肚子。

　　对于苦行者来说，他们追求的是彻底解脱的大自在，因此，世间的一切对他们都没有意义，不存在吸引力。他们并不故意蔑视财富，但也不把财富看得比其他世间事物更为重要。在他们看来，世间的一切事物包括财富，若让其盘踞在心中，都会对他们的最终目标形成障碍；只有将它们彻底排斥，才能清净身心，获得大成就。

　　但苦行并非是佛教修行的根本方法，释迦牟尼在修了六年苦行后，放弃了苦行，并告诫他的弟子，要行中道（非苦行非放纵之道）。中国禅宗的六祖慧能，更说了一首着名的偈：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而入世的佛教，便须处理与财富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随着时代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复杂。

　　二、 财富与佛教浮沉

　　佛教所需处理的与财富的关系，包括获取财富的方式、运用财富的方式等。原则上说，要做到取之有道，散之有道。但如何才是合道，仍有不同的考量。

　　原始佛教对财物的态度，是接近全无，或者说是准全无。原始佛教实行乞食制。僧人不生产，也不积聚钱财食物。每到吃饭时，僧人去化缘。人们给或不给，给多给少，给好给坏，僧人都不计较。佛陀圆寂后，佛教僧团因意见不同而发生分裂，按南传佛教的说法，这些不同意见共有十事。而十事的第一件事是：能不能将食盐储备起来，以供他日之用。最后一件事是：能不能储蓄金银财产。可见无论是储备日常用品还是储蓄金银财产，在原始佛教时期，都是不合戒律的。原始佛教只是将财富视为维持最基本生存条件的必要手段。他们所要获取的，只是衣食、坐具、药品等基本的生存资源；获取的方式，是通过佛教信众的施舍。

　　但在其后的演变中，随着私有制的日益巩固，佛教僧团中也开始积聚食物钱财了。但僧团获取食物钱财的方式，仍是由在家信众施舍。当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这种生存方式颇遭非议，最终导致了禅宗的农禅，其生存方式变他人施舍为自力更生。

　　禅宗从初祖达摩到三祖僧璨，无论祖师还是门徒，都还行头陀行，一衣一钵，随缘而住，并不聚集定居一处。到了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代，禅风一变。四祖道信入黄梅双峰山，一住三十余年，弟子聚集多达五百。五祖住东山二十余年，弟子多达七百。这两代禅宗弟子定居一处，集体生活，实行生产自给，把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都当作禅的修行，过着一种农禅的生活。此后又有禅宗高僧怀海制订《百丈清规》，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农禅是中国佛教对中国社会的一种适应。农禅之所以可行，是因为禅宗在提倡生产劳动的同时，又将参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实现了生活上的自力更生，又不耽误修行，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和贡献。许多禅师就是在生产劳动时开悟的。如香严禅师在田间除草时，把一块瓦砾抛出，瓦砾击中竹子，发出清脆的响声，在此一瞬间，香严开悟了，说出了着名的开悟偈：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

　　然而，农禅这种自力更生获取生存资源和财富的方式，毕竟只是特例，古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佛教僧团还是依靠施舍，来求生存、求发展。但即使是依靠施舍，在佛教发展过程中，佛教僧团还是经常能积聚大量财富。这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运用这些财富，或如何散之有道？

　　用财和散财的方式，当然与获财的目的紧密相连。从本质上说，佛教是不应占据和享受社会财富的，因此，由众生施舍而获得的财富，除满足僧团的基本物质需求外，其余部分应该用来造福社会、造福众生。否则的话，不但违背佛理，招致世人诟病，而且在极端情况下，还能使佛教招致灭顶之灾。中国历史上有四次灭佛事件（被称为三武一宗灭佛），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不容忽视。每当佛教的经济实力、物质财富积累到了占社会财富的相当比例后，当教团的人数增加到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定比例后，佛教就会受到激烈的批评，乃至发生排佛灭佛事件。

　　而本着大乘佛教普渡众生的精神，佛教僧团理应积极地开展利益众生的各项事业，尤其是慈善事业。中国佛教的慈善事业，有着悠久传统。早在北魏，就出现了僧祗粟，用于欠收之年赈济饥民。此后，寺院建义仓、悲田坊、安乐坊、养病坊、安济坊，甚至还有专收麻疯病人的疠人坊、福田坊，还有埋葬无主尸首的漏泽院等。而在灾荒和战乱年代，各寺院普遍施粥、施衣、施药、施棺。另外，在民间公益事业方面，寺院和僧人经常发起或参与了修桥铺路、开渠挖沟、植树造林、放生护生等活动。佛教的这类消灾解难、扶贫济困活动和慈善公益事业，既减轻了民众的苦难，又增强了佛教的影响力，使其教义更能为人们接受。

　　三、大有可大展宏图

　　佛教的慈善公益功能，在传统社会中就很发达，而在现代社会中，凭借着现代社会丰富的财力，此功能更加发扬光大，从而更充分地体现了佛教的慈悲精神。在这方面，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慈济功德会现在已名满天下，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慈济人解困救难。例如，台湾人向大陆人捐献骨髓，就是慈济功德会所属的医院进行的。

　　慈济功德会是由比丘尼证严法师1966年创办的。一开始，她们共有6位比丘尼和30位信徒。6位比丘尼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靠做婴儿学步鞋来维持生计并积累资金，而30位信徒则每人每天在上菜市场前，先丢5毛钱在竹筒里，贡献给功德会。有了资金后，功德会开始在本地区救急救病救灾。而后，慈济功德会的名声越来越响，募集的资金也越来越多。但证严法师有个原则，所有募集的资金，她们分文不动，全用于慈善事业，她们自己的生活至今仍靠做手工活来维持。渐渐地，慈济功德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慈善事业也越做越大，从本地区走向台湾全岛；继而又在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成立了慈济分会，在当地照顾孤苦老人、流浪人，进行义诊，发生灾难时进行救济。除了慈善事业，慈济功德会又开办了医院，投资教育，如护士专科学校、医学院等。从1990年起，慈济功德会又提供洛杉玑黑人学区的西方学院护理系学生奖学金。这一善举几乎马上就结出了善果，1992年洛杉矶黑人大暴动时，许多人遭难，而华人则幸免于难，因为该城黑人对慈济功德会的长期帮助心存感谢。

　　1991年大陆发生水灾，慈济功德会打破种种阻力，到大陆赈灾。赈灾款来自于在台湾发动各阶层人士捐款，慈济功德会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赈灾款中有领救济金老人的捐款，还有监狱中犯人的捐款。慈济功德会用这些捐款，在安徽、江苏、河南等地，为受灾村民建慈济村和敬老院，还建了小学和中学。例如，在江苏兴化，慈济功德会就建了4所中学和4所小学，为15个社区568户人家建房，还建敬老院148所。

　　佛教的慈善功能，除了通常的济贫救困作用，还具有佛教的特点。佛教教义认为，慈善性的施舍，除为接受施舍者提供帮助，还能为施舍者培植福分。因此，慈善事业作为利益众生来说，既利益了被施舍者，又利益了施舍者。而慈济功德会的慈善事业正是立足于要利益施舍双方的原则。例如，在建慈济医院时，有一日本人愿捐2亿美元（相当于80亿新台币），以感谢中国放弃二战赔款的善举，而建医院只要8亿新台币。但证严法师没有接受这笔捐款。她的考虑，一是不愿让外国团体掌控医院；二是希望让每个台湾人都有种福田的机会，让更多的人培植福分，其意义要胜于让一人培植福分。基于同样的考虑，慈济功德会也不提倡一次性地捐笔巨款，例如，假如有人要一年一次性地捐120万元，那还不如每月捐10万。因为爱心应该时时培养，心中应时时存有爱心，而不应将善举作为任务，贪图方便，一次性地了事。

　　上述例子充分表明，财富充足并非是件坏事。而佛教对现代社会的参与，其领域远比古代广阔。除慈善公益事业外，在文化、教育、环境保护，以至维护世界和平等领域，佛教都可以发挥作用，作出贡献。在这种社会参与中，佛教这一古老的宗教团体，需借助财富之大有来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