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惜其才，重其人 唐太宗与玄奘的佛缘

《西游记》里唐僧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书中的唐王御弟圣僧唐三藏，实有其人，他是唐朝初年的一位佛教高僧，法名玄奘，是中国佛教法相宗的创始人。玄奘本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民镇)人。他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西行求法，行程万里，途中经历了千难万险，到达了古印度。他和古印度佛教徒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计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于贞观一卜九年(645年)返回唐朝都城长安。

玄奘在长安郊外，受到僧俗民众数十万人的盛大欢迎，真的是万众填塞、拥挤得水泄不通。

当时唐太宗正在洛阳，准备出兵远征高丽。玄奘将取回的经卷送到弘福寺以后，赶往洛阳朝见唐太宗，受到唐太宗特派使者的慰问。玄类用马驮来西方各国的珍稀异物，呈献给朝廷。唐太宗在内殿召见了玄奘，玄奘向皇帝当面叙

述了西行的情况，俩人交谈得十分投机。据记载，接见从卯时(早六点左右)开始，一直持续到了傍晚酉时(晚六点左右)，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整整一天。直到夜色降临，闭鼓方罢。此时正是唐太宗出征的前夕，需要处理的军政事务极其繁多，在这种时候，唐太宗用一整天的时间接见玄奘，并且孜孜不倦地谈论了如此长久，可见唐太宗对他的归来是何等的重视，对玄奘本人又是何其敬重。

第二天，唐太宗即将出征，下诏令玄奘同行。玄奘因为长途跋涉，过于劳累，而且身体有病，又需要抓紧时间翻译佛教经卷，辞谢不去。唐太宗便不再勉强，答应了玄奘的请求。唐太宗为了支持玄奘翻译佛经，传令在朝廷担任留守的右仆射房玄龄，专门负责监护，译经以及生活所需的一切物资，均由皇家府库支应。

玄奘返回长安以后，集中了博学的高僧五十余人，从事经卷的整理翻译。唐太宗远征班师，回到长安，玄奘上表章，呈进了所翻译的《大菩萨藏经》、《显扬圣教论》、《大乘对法论》等经卷，并请唐太宗作序题字。不久，唐

太宗亲书手谕:“法师夙标高引，早出尘表，泛宝舟而登彼岸，搜玄道而辟法门。”对玄奘给予极高的赞誉。唐太宗写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现收录在他的《文集》里面。三藏，为佛、道经典的总集，佛教以经、律、论为三藏。经是佛所自说，论是经义的解释，律是指戒律。至于称作圣教，是因为宗教徒各称其教为圣教，认为他信奉的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在这篇序文里，唐太宗称赞了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肯定了他不畏艰难险阻、冲破重重障碍的精神，同时也表彰他从印度携回了珍贵的佛教经典，亲自译经的巨大贡献。序文中说:“有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真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是以翘心净土，往游西域;乘危远迈，杖策孤征。

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影;百重寒暑，跷霜雨而前踪。诚重累轻，求深虑达，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爱自所历之国，总将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译布中夏，宣扬胜业。”文章比较长，兹不赘引.这是篇骄体文，写得工整华美，水平很高。

唐太宗的眼里，玄奘是一位一通百通、无所不通的高僧，他不仅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是个修养有素的佛学家，而且是博学的宗教界学者。唐太宗传命，令玄奘把《老子》五千言翻译成梵文，传播到西域去，使西方各民族了解中国的道教，促进文化的交流。

长孙皇后去世之后，唐太宗为她建造了一座慈恩寺，唐太宗就命玄类为主持，并且剃度了三百人为僧徒。这座慈恩寺修造得十分宏大，共有十余院，殿堂有一千八百九十七间.起初，当玄奘从西域回来时，唐太宗令江夏王李道宗设九部乐，使用彩车千余辆，迎请佛经佛像。唐太宗还赏赐给玄奘一件袖衣，价值百余金，制作工艺极其精巧，真可称是天衣无缝，丝毫看不出针线缝制的痕迹，《西游记》中有一段黑熊怪偷取裂装的故事，要为裂装作佛衣会，后来被观世音收降为护山大神。这段故事的由来并非无因。

唐太宗特别看重玄奘的人品学问，尤其钦佩他百折不回的毅力和出类拔萃的才学，认为他如果从政的话，肯定是治国理民的能臣和干才，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所以，唐太宗极想让玄奘还俗，辅佐朝廷。但是，唐太宗的意思，玄奘谢绝了，他有他的信仰，有他的事业，还有等待他要完成的大量工作，他要弘扬佛法，普渡众生。自然，不管一个人从事哪种事业，无论他是政治家，还是佛教徒，他的责任是为民造福，是为人类争取光明，创造美好的前途。唐太宗认为这二者并行不悖，当然也就不再勉强玄奘接受，但是，唐太宗依然最大限度地为玄奘提供必要的条件，对译经工作给予帮助。

唐太宗的宗教观比较宽容，他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允许释、道等宗教合理存在。例如，贞观八年长孙皇后病重时，太子承乾提出“赦囚徒，度人人道”，借此来祈福去病，长孙皇后不同意，同时说:“佛道者，示存异方之

教耳。”长孙皇后的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唐太宗的看法，以及唐朝官方对宗教的态度和政策。尽管唐太宗本人并不虔诚信佛，他还批评过南朝的梁武帝侈佛，但是，他身为最高统治者，从政治、教化、外交以及文化诸方面考虑。他允许宗教存在，并且给予一定的支持，促进宗教的发展。唐初的长安，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宗教的中心，与唐太宗的宗教政策是分不开的。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高丽的僧人，长途跋涉相继到唐都求法游学，此后又远播于日本，长安成为东西方宗教交汇的重要大都市。

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玄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书中记述了玄奘前往印度等国家，以及沿途各国的风土民情、政治状况、地理情况，还记载了一些佛教故事和传说。唐太宗看了很感兴趣，也很重视。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太宗亲自写了答书:“联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阅。”希望从中了解更多的知识，有助于国家政治外交的决策。

唐僧取经，千载以来传为美谈，唐太宗和玄奘法师，也在这段时间里结下了美好的佛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