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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大博物馆创立之初，馆藏全部来自宾大考古队在伊拉克尼普尔古城的发掘。十余年后，博物馆决定建设新的馆舍来容纳日渐增加的藏品。宾大建筑系的教授们为博物馆设计了一座带有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其设计理念是在含蓄典雅的建筑外观下，用宏大的内部空间来烘托展览的气氛。

宾大博物馆馆藏文物约一百万件，馆内的埃及收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收藏之一，收藏有大量的雕像、木乃伊和浮雕，最知名的还是其收藏的塔器、重13吨的拉美西斯二世的花岗岩狮身人面像，非常的引人注目。

中国艺术也是宾大博物馆的收藏特色之一。中国展厅设在博物馆建筑最核心的区域——一座圆形的大厅内，藏品大多是在1914-1927年间进入馆藏的。在古代青铜器、陵墓石刻、佛教雕塑和寺观壁画等许多方面，宾大都是海外博物馆中的领先者，曾经引领过北美地区中国艺术的收藏风潮。北美的中国学界甚至发明了“中国圆厅”这个专用名词，专指宾大博物馆主穹顶下收藏着的艺术奇珍。

大厅正面和左侧有两铺巨大的壁画说法图（如今已取下修复），这是出自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下寺的壁画，与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巨型药师说法图为同一寺院之物。大厅正中间摆放着据说是慈禧太后最喜欢的水晶球。此外，还馆藏有北响堂大北洞中心柱南龛、左右胁侍菩萨的两具头像，是北朝时期的佛教雕刻，被公认为最精美的响堂山石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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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宝藏

响堂山佛雕

中国的古代雕刻，尤其是北朝时期的佛教雕刻，是宾大博物馆最具特色的馆藏之一。其数量虽然不多，但整体水平之高，在海外的博物馆中，鲜有可与其争锋者。

南、北响堂山石窟是由北齐贵族和皇室分别施造的，是集北朝末年艺术大成的重要历史遗迹。大约在民国初年，古董商觊觎响堂山石刻的精美，由此开始了对窟内造像长达二十余年的疯狂盗凿。

北齐佛像，来自响堂山石窟，宾大博物馆从卢芹斋手中购买。

1914年，在巴黎举办的某艺术展上，六件来自南响堂的圆雕石刻同时亮相，在收藏界引起轰动。时任宾大博物馆馆长的戈登先生也为之倾倒，很快就和卢芹斋达成交易，以不低于六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下其中的三件。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德国不断以潜艇袭击协约国的海上商船，运输风险很大。但卢芹斋认为值得冒险，他在1915年六月致信戈登，称三件石刻会被分置于三艘不同班轮上运往费城。最后，三艘货轮全部安然抵达美国，国宝侥幸没有遭受损失。

南响堂山石窟观音菩萨立像（北齐）

这三件石刻全部来自南响堂的第二窟，分别为观音、大势至菩萨和辟支佛立像。两身菩萨像均头戴三叶宝冠，宝冠正中似有宝瓶。棺两侧宝缯垂至肘部，发辫呈火焰状纹样披于肩头。颈上配华丽复杂项饰。上裸下着裙，腰间裙腰外翻，中间裙带垂至两足中间。另一尊佛像，头顶漫圆髻，跣足而立，双手于胸前捧莲蕾，内着袒右僧袛支，外披垂领式袈裟。两肩衣纹为浅阶梯式，身上衣纹为双凸棱式。造像曲线优美、体态飘逸、配饰细密繁复，有典型的北齐晚期造像风格特点。

1918年，卢芹斋又出售给宾大博物馆两件精品，是北响堂大北洞中心柱南龛中两位胁侍菩萨的头像。这两件头像几乎是公认的最为精美的响堂山石刻。

头像额头圆润饱满，无白毫像，双唇宽大，眼帘下垂，鼻直适中，鼻翼外张，秀外慧中，神形兼备。北齐一代，中国的佛像雕刻好像一夕之间就跨越了”古拙“，而专注于自然主义的表达。手法之成熟洗练、理解之深邃，不见此像，不知道北齐佛教造像艺术居然达到了如此的高度。

1928年，卢芹斋再向博物馆赠送了一件原属于德国人沃克处购得的辟支佛头像以及一件圆雕吼狮。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因此与弗利尔美术馆并称为全世界收藏响堂山艺术最精的两大博物馆。

藏品背景

佛教造像是印度艺术与古希腊艺术、古罗马艺术、波斯艺术交融的产物。我国佛教雕塑到北齐时期已经完全中国化，此时的佛教艺术迸发出耀眼的光芒，但又随着王朝的覆灭而回归沉寂。

响堂山石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北齐艺术宝库，上承北魏、东魏雕刻传统，尤其是汉代的神学与写意传统，下启隋、唐雕刻艺术新风。可以说，响堂山石窟集整整一个朝代的精髓，将佛教石窟艺术与帝王形象及陵寝相结合，石窟造像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响堂山雕塑不像早期云岗石窟那种厚重粗壮、充满异域风情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也不同于龙门石窟和巩县石窟那种“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的南朝风格，形成了面部圆润适度、肩宽腹细、神情温和、衣纹轻薄贴体、雕刻较浅的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风格，雕刻手法融汇传统，不拘一格，造像头大身小，但总体完美和谐，姿态神情优美，形成“曹衣出水”的风格。

如今的响堂山石窟

北齐把佛教奉为国教，皇帝不惜人力物力，选择石质优良、山水秀丽、风景美好的向塘山开窟建寺，营建行宫，遂造就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又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响堂石窟艺术。此后，隋、唐、宋、元、明均有续凿，所以响堂山石窟不仅是北齐石窟艺术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国石窟艺术史的缩影。

20世纪初期是中国历史上最灰暗的时期，国力衰微，精美的艺术宝库无人监护。在所有规模宏大的石窟寺中，响堂山的破坏最为彻底，大量的造像、浮雕被毁坏与盗卖，流失到世界各地。

盗凿开始于清末民初的混乱年代，早在1912年，响堂山石刻就出现在巴黎的艺术市场。可石窟藏于深山，淹没已久，当年又如何被古董商人捷足先登？至今还是个不解之谜。主要走私响堂山文物出口的一个是日本人的山中商会，一个是张静江、卢芹斋合资经营的来远楼。这也说明，文物商人比艺术史学者更早地关注到响堂山石窟，也更早地意识到了它们的商业价值。

1925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支那佛教史迹》第一次发表了石窟影像，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惨烈的盗凿。到1930年代末，大型石刻的头像被全部切走，浮雕也被凿得七零八落。许多石雕造像流散到了全球不同的地方，多数被海外博物馆或大的艺术机构所收藏。

响堂山石窟虽历经千年，多次遭受毁坏，但那些遗留下来的残头断臂的躯体，依然透露着那个时代的辉煌，斧凿之痛、残缺之美，令人五味杂陈。通过对这些残头断臂的佛像、菩萨、罗汉、刻经等等文化遗迹的解密，我们还可以勾勒起北齐王朝的鼎盛景象以及响堂山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的显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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