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 （四）

四、关于施刊佛经的流通

从前述跋记愿文可知，在这四组由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中，有三组佛经明确提到了流通问题。其中1284年察必皇后和阔阔真皇后施刊的《正理宝藏》和1299年卜鲁罕皇后施刊的《经庄严论》等六部佛经用词相同，均为“献”；1351年元顺帝施刊的《时轮摄略经》等三部佛经用词不同，用的是“法施”。《正理宝藏》跋记原文说“卜鲁罕皇后印献《正理宝藏》二百部，以弘讲闻（dpal mo vbol gan zhes bya bas/ rigs gter brgya phrag gnyis bsgrubs ste/ bshad nyan spel phyir phul ba）。”《经庄严论》跋记原文为卜鲁罕皇后施刊“……《经庄严论》、《中观根本注》、《大乘阿毗达磨集论》、《俱舍论》、《量抉择论》、《正理宝藏》，各印四百部，献与诸三藏法师（……theg pa chen po mdo sdevi rgyan dang/ dbu ma rtsa bavi shes rab dang/ mngon pa kun las btus pa dang/ mngon pa mdzod pa dang/ tshad ma rnam par nges pa dang/ rigs gter rnam par du bsgrubs shing/ re re la bzhi brgya bzhi brgya btab nas/ sde snod vdzin pa rnams la phul ba……）”。显而易见，这些佛经刊印完成后免费分送给了僧众诵读，以弘扬佛法，只不过为了体现对僧众的尊重而使用了敬语“献”字。

《时轮摄略经》用词虽然与此不同，但实质完全相同。跋记说，“刊印数百部，法施十方（par las brgya phrag dur ma rab bzhengs te/ phyogs bcur chos kyi sbyin pa btang ba lags）”。

法施的藏文原文在此为“chos kyi sbyin pa”，通常又简写为“chos sbyin”。按《藏汉大词典》解释，为法施、财施、无畏施和慈施等四种施之一，“谓以佛法及世间知识如诗歌、工巧、技能等利益他人之事”。在此引伸为承载这些知识的媒介经典，即通过经典来利益他人。换言之，即是施舍缮写和刻印的佛经，以此来传播佛法知识，并使众生受益。实际上，这一词汇的使用很早，使用也非常频繁。如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8-9世纪期间，这一词汇就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一方面，吐蕃赞普为聚积功德，命人缮写大量佛经后，散施各地；另外一方面，敦煌等占领区的僧俗百姓为祝延吐蕃赞普缮写了《无量寿佛经》等大量的佛经。作为法施的内容之一，就是大量散施这些缮写的佛经，如敦煌藏文P.T.999号写卷就是其中一例。该写卷前后两次使用了法施（chos kyi sbyin pa）这一词汇。“先前，作为天子赤祖德赞，在沙洲写造了汉、藏文的经典《无量寿经》，作为对臣民广泛的大法施（vbangs phyogs su chos kyi sbyin pa chen po khyab par mdzad par sbyar te）”。“大法施”在此就意指赞普通过向百姓布施缮写的汉藏文佛经来使他们受益佛法。对于这一点，随后对这一词的使用更加清楚：“作为大法施（chos kyi sbyin pa）的资具，从龙兴寺的经库中，取出汉文《无量寿佛经》一百三十五卷、藏文（《无量寿佛经》）四百八十卷，总计六百一十五卷，散发给众人。”显然，这里的法施的实质内涵就是通过散施佛经来向百姓传授佛法，从而使他们从中受益。令人值得注意的是，按该写卷，散施佛经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散施都要登记造册，同时要清点库存数量，以便注销。由此可见，元顺帝所施刊的佛经跋记中所说的“举行大法施”的实质内容就是向各地散施已经刊刻完成的藏文佛经。

实际上，在汉文文献中也能找到元代施刊汉、藏、西夏文佛经并对其进行散施的记载。大德六年（1302）至大德十年（1306）年间，广福大师管主巴先后在江苏碛砂延圣寺和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印和流通了大量的汉文、西夏文和藏文佛经。现存宋版《碛砂藏》大藏经中收录有他施刊佛经的两篇愿文。其中，他在大德十年（1306）撰写的愿文记载：“上师三宝佛法加持之德，皇帝太子诸王复护之恩，管主八誓报四恩，流通正教，累年发心印施汉本大藏经五十余藏，四大部经三十余部（华严大经一千余部），经律论疏钞五百余部，华严道场忏仪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三千余部，梁皇宝忏、藏经目录、诸杂经典不计其数。金银字书写大华严、法华经等共计百卷，装严佛像金彩供仪，刊施佛像图本，斋供十万余僧，开建传法讲席，逐日自诵大华严经一百部，心愿未周，钦睹圣旨，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刊河西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华严诸经忏板，至大德六年完备。管主八钦此胜缘，印造三十余藏及华严大经、梁皇宝忏、华严道场忏仪各百余部，焰口施食仪轨千有余部，施于宁夏、永昌等路寺院，永远流通。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余件经咒各十（千）余部，散施土蕃等处流通读诵。今见平江路碛砂延圣寺大藏经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闰正月为始，施财募缘，节续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见江南闽浙教藏经板，较直北教藏缺少秘密经律论数百卷，管主八发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经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圆备装印补足。直北、腹里、关西、四川大藏教典，悉令圆满。集斯片善，广大无为，回向真如实际，装严无上佛果菩提，西方教主无量寿佛、观音菩萨、势至菩萨、清净海众菩萨；祝延皇帝万岁，圣后齐年，太子诸王福寿千春，帝师法王福基巩固，时清道泰，三光明而品物享；子孝臣忠，五谷熟而人民悦，上穷有顶，下及无边，法界怀生齐成佛道者。” 其中明确记载“装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伞（盖）三十余件经咒各十（千）余部，散施土蕃等处流通读诵。”这里的 “西蕃字”即指藏文，“土蕃”，即指吐蕃。换言之，他将刊印并装祯完毕的三十余部藏文佛经和一千多部藏文经咒布施到了西藏等各地。

由此可见，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上述藏文佛经在刻印完毕之后，散施到各地诵读。这也就是今年来在西藏各地寺院发现这些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的原因。实际上，在元代，内地所刊刻的藏文佛经不仅散施到了西藏，有不少汉文佛经也散施到了西藏。1959年中央文化部西藏调查团到西藏萨迦寺进行调查时，就在萨迦北寺图书馆发现了31种，计550卷元初在燕京弘法寺补雕的赵城金藏汉文《大藏经》。

综合前述，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的再次面世，不仅体现了元朝礼遇藏传佛教并以藏传佛教来加强治理西藏的国策，同时也表明了皇室成员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还表明，首都大都是元代内地藏文佛经刻印的重要中心，其中皇家寺院发挥了主体作用。佛经中的木刻版画大大丰富了元代版画的内容和形式。

（原文刊于《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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