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立足的？快看权威解释！

任何一种信仰或思想来到中国,它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自我,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 否则, 它难以立足。 佛教在传人中国以后,也是逐渐地适应了中国的大环境后才十得以成长壮大, 占有一席之地的。

佛教从西域传到中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纲常伦理对它的管束。印度佛教认为,僧人是方外之宾,故而不应受世俗伦理的约束,甚至于见了君王都可以不行跪拜之礼,这一点引起了封建卫道士的强烈抵触.一度被视为 “人国而破国, 人家而破家, 入身而破身的洪水猛兽.东晋的庾冰,首先提出僧人应叩拜君王,结果遭到反对,未能实现。到了南朝宋 (420-479), 孝武帝强令僧侣向皇帝跪拜, 否则处以人极刑,最后僧侣们还是屈服了。

前秦的道安对此事总结道,“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后来北魏的高僧法果, 主动接受了汉地的礼仪, 甚至说 “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这种把天子当作佛祖加以膜拜的做法,标志着印度佛教已经中国化了。 这为佛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传播和发展, 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佛教在协调好与统治者的关系后, 还需要与民间传统充分融合,才能真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在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是民间对观音菩萨的崇拜, 菩萨在佛教中只是协助佛普度众生,专易由而且是男身。但到中国以后, 她竟变成慈眉善目的妇女形象,还被赋予“送子”的功能, 许多时候被称为“送子观音”。

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印度佛教有一戒叫做“不持银钱戒”。而在中国,随着佛教的壮大,寺院经济蓬勃发展。各大寺院占有大量的土地的同时,还经营“无尽藏”大肆敛财。许多僧人“居广厦”,“衣轻裘”,拥有奴婢。这与印度的“苦行僧”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中国僧人与印度的僧人饮食习惯也大不相同。按照佛祖的法旨,出家的僧人“日中一食”,晌午以后是不能吃东西的,而中国的僧尼一般是早、午、晚“一日三餐”。更有意思的是印度佛教并没有禁食荤的戒条。

而中国五代的梁武帝萧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强迫僧尼一律吃素。自此, 和尚“吃素” 便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至今, 大多数人还以为这是佛教的规定。 其实, 也就是中国汉族佛教徒吃素, 藏、蒙、傣等少数民族佛教徒和其他国家的佛教徒都是吃荤的。

中国佛教徒在穿衣打扮上也有其历史发展过程。由于印度和中国的地理纬度不同,气候各异,所以印度的佛教徒只有“三衣”,即五衣(由五块布拼成)、七衣 (由七块布拼成)、 大衣 (少者九块, 多者二十五块布拼成),而在中国 “三衣”显然不足以御寒,所以“三衣”逐渐变成了 “法衣”,只在做“法事” 时穿, 平时穿单衣、夹衣, 而且还有棉衣,有时还穿裤子、鞋袜。从僧尼的这些装束看,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在对待蓄发的问题上,中国的佛教徒也很有特色。

他们出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头发、胡须剃光。而印度的佛教徒,头发长到二指都不剃掉。中国的汉族僧人中, 也有留蓄长发的, 他们被称为“头陀”。 在印度, 头陀是一种苦行僧,而中国却阴错阳差地把蓄长发、留长须的僧人叫做“头陀”。 这样的 “头陀僧”, 确实是中国汉族佛教的发明创造。

在汉末三国西晋之际，佛教的流传已相当广泛，佛教最初入华的路线，除了传统一向认为的自西北沿丝路传来之外，更有可能自西南缅甸，上溯云南、四川入中原，或由海路经交趾、广州，再北上长江流域或湖北、或江浙。另外连云港发现的东汉墓有佛教题材线刻画而升高了从山东登陆的可能性。总之，佛教传入中国以后, 必须适应中国的政治环境, 积极地与中国原有的民俗,生活方式相配合,融人其中,才能扎根,成长,壮大。同时佛教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化,二者相互交融,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