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在传入我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融合，在隋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这一时期，宗派林立、大德辈出，经典论释不断产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禅宗六祖慧能，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坛经》也成为传播广泛，影响至深的由汉地高僧着述的经典。本文仅就禅宗经典中的伦理思想进行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禅宗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体现在基本面上，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是相互吻合的，都表现出引导人们祛恶向善的价值取向。在道德实践上，都崇尚理性，重视自身的内敛和修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都提倡反观自身、自利利人，抵制个人欲望的泛滥，追求合和共生、平安喜乐。在对待和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都具有维护和主张社会稳定、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理念。但是从根本上看，大乘佛教的伦理道德是从基本教义出发，通过对人精神世界的重新塑造来完成的。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还具有对现实伦理道德的批判精神。对现实世界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追逐利禄功名、人生富贵的价值观持否定态度，注重和强调人心的升华和超拔峻洁人格的铸就。认为：“云何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谓如是观：三界唯心分齐，离我我所，无动摇，离去宋。无始虚伪习气，所熏三界种种色行系缚，身财建立，妄想随入现，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自心现。”指出大乘修行者要善于认识一切心识的表现形态。体察欲、色、无色三界产生的变幻，是由自己内心的妄有而产生的，因而，必须脱离以“我”为中心的想法。还要了知一切妄有的心识都是由于不能认识现象的无常，本质的“无我”而产生的。对利益的追逐和财富的占有欲望，也都是妄有之心的表现。因此，要通过“戒、定、慧”三学的实践，摆脱心中欲望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烦恼，达到个人伦理道德的完善。从伦理道德上考量“三学”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在行为上，要持戒。“戒”，即佛律，是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它为出家人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其中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坐、卧各个方面，都有详备的细则和严格的规定。有关戒律的具体内容，这里暂不讨论，仅从伦理的社会价值角度来考察，可以说，“戒”表明了人对于自身行为所进行的约束和改造，是人在伦理道德行为上趋于完善的体现，表现了人类所具有的由完善自我发展到完善社会的本质力量，是伦理道德上充满理想追求和体验的崇高行为，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而且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在思想上，要修禅，即“禅定”。“定”，就是要定念观止，进行“反观内照”的思维活动，因此，“禅定”又称思维修。其本身就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再认识，要对于外部世界，包括自身的现象形态，有“正念”。要认识到一切现象本自虚幻，一切人生的烦恼皆源于此心，进而产生破妄有万法的智慧，祛妄归真，体悟“明心见性”的义谛。禅观中的慈心观、功德观、自然观等，都包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如对一切人、一切自然之物的感恩之心，这其中既有对有恩于己的父母师长的心怀感激，而且也包含着对山河大地、风雨阳光等自然之物的感恩和敬意，这种认识极大地延伸和扩大了禅学伦理的外延，对于当代大地伦理学、社会伦理学的发展，都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想认识。

　　在目标上，要达到“慧”，即“般若智慧”。它是通过“戒”、“定”之后所完成的一种在人生意义上的飞跃。要脱离现实世界的束缚，灭除欲望，行善除恶，生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济世情怀，从而投入到慈悲救世，度世间一切苦难生灵，为众生得安乐的弘法实践。也就是上求觉悟，下化有情的“菩萨行”。这些禅学理论中所包含的伦理思想，把世间的伦理上升到了信仰主义的理想高度，从思想上极大地丰富了伦理道德观念的内容，提升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和认识。佛教伦理所显示出的宁苦身以利人，舍身以利一切众生的高尚情操，展示出当代社会仍然难以企及的精神境界。

　　如佛陀在《金刚经》中所述：“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世，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

　　圆悟禅师在阐发佛陀这段论述时指出：“大凡为善知识，应当慈慧柔和，善顺接物，以平等无诤自处。彼以恶声色加我，非理相干。讪谤毁辱，但退步自照，于己无嫌。一切勿与较量，亦不瞑恨。只与直下坐断，如初不闻见，久之魔孽自清耳。若与之教，即恶声相反，岂有了期。又不表显自己力量。与常流何以异？切在力行之，自然无思不服。且夫，见性之人，闻人毁，如饮甘露，心自清凉，不生烦恼，则能成就定慧之力。不被六贼，盗窃家宝。功德法财，遂从此增长也”。

　　佛陀所讲的忍辱修行，本身就包含着极其深刻的伦理价值观念。当佛陀受到摧残时，不仅没有恼怒，反而悲悯对方，这是因为在他心中抛却了一切现象形态。认为如果心有所念，意有所牵，就无法脱离欲念，无法达到了悟事物本质如幻的境界。这是一种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牺牲精神，是“为利益一切众生故”而产生的自甘受尽世界一切苦难的大悲心，是大乘伦理原则的核心。佛陀怀者大，感者深，向世人显示出一种无私、无我、无畏的精神。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心中怀着一切苦难的众生，唯独没有自己的人，对于一切人间烦恼、瞑恨还有什么可“争斗”、“抱怨”的呢？这无疑是一种无比高尚的情操，是彪炳千秋万代，永远闪烁思想光芒的伦理道德境界。

　　圆悟禅师对忍辱修行的认识，是以自身修持的心得来进行解释的。认为禅门学人，应当秉持大乘佛教渡一切众生出苦海欲波的“菩萨心”，以无怨无诤的态度来接人待物。对于那些讥笑、诽谤、恶语伤人的行为，不与之计较，在心中亦不留怨恨，用身体力行的表率和真修实证来感化世界。指出证悟之人，听到恶言恶语，应犹如夏日口渴之时，畅饮清冽甘美花露一般，忍辱能助修持之人成就禅定智慧，使人能知人知世，修已证心，不为世俗贪欲、嗔恨愚昧所牵，道心明真。这种闻“毁”则喜、借“恶”修禅的认识，表现了与世俗伦理迥异的道德力量，是人类追寻至善至真的体现。禅宗重视人的精神力量，超越了世俗冤冤相报、争斗不止的“利益原则”，表现了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崇高的伦理价值。

　　二、禅宗的伦理特征

　　禅宗作为在中国社会影响最为广泛的佛教宗派，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同样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慧能认为：“我此法门，以定惠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惠别。定惠体一不二。即定是惠体，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时定在惠，即定之时惠在定。善知识，此意即是惠等。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惠，先惠发定，定惠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定惠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众种，定惠即等。自悟修行，不在口诤，若诤先后，即是人，不断胜负，却生法我，不离四相”。禅宗六祖，在这里表达了三层涉及社会伦理道德的认识：

　　第一，定慧是禅门的根本。止、观即定慧之法，是体用结合，相互一致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差别关系。思想认识和言论行为是体用圆融、和合一致的关系。这在伦理上，就排除了那种认为行为不受思想支配，或思想不产生行为的认识，强调了二者的一致性。

　　第二，口善而心不善，心口不一，这是扭曲的心态。说的好听，但心里却不是这样想，从止观的禅定来讲是不正确的。只有“心口俱善”，表里一致，内外统一，才是正确的。在现实生活中，那种无诚信，当面是而背后非的行为，就是“口说善，心不善”表现。

　　第三，既然修行要定慧结合，心口如一，那么，就应当表现在“自悟修行”的体用一致上。要“不在口诤”，做到心口无诤。不对他人横加指责，不争高下，没有先后的差别，不被“我执”的妄有形态所迷惑。这样，从个人道德修养上，就排斥了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的认识：从社会伦理上，也否定了一贯正确，不容他人质疑的弊端。

　　慧能法师还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只要发心修行佛法，能够认知万法只在一心，知心性本自真如，不为外欲所动。见一切法，遍一切处，能够皆不着于相，见自本来面目，心底澄明，即便是在家，仍然可以“即得出世”。这种直探心源，“见性成佛”的思想，是慧能法师对中国禅宗佛性理论的一大创新。这种创新的伦理价值在于，它极大地缩短了出家修行证悟者和佛教信众之间的距离，确立了信仰与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两者是紧密联系，体用如一，而非对立、非此即彼的。这样，就为佛化人间，人人皆有佛性，只要扬善止恶，人人皆可成佛的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体用如一，信仰与现实融合，消除二元对立的思想认识，使中国化的禅宗伦理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入世”的积极态度;二是“出世”的修证情怀。对于“入世”态度，在伦理上就有引导人心向善的“俗谛”与之相应，大乘佛教的“菩萨行”就是其最好的证明。事实上，在当代“人间佛教”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都没有离开过中国禅宗的积极推动的作用，如这次在禅宗六祖的出生弘法之地举办的“广东禅宗六祖文化节”及其所组织的系列文化活动，就是禅宗“人间佛教”理念在当代贯彻实行的佐证。至于“出世”的“真谛”，则是由出家人的真修实证宋实现的，它脱离了世俗生活中烦杂的人伦关系，非亲证者，难言其妙，有极高的伦理道德境界，具有超越人间伦理的特征。

　　三、禅宗六祖伦理思想述要

　　善、恶本身反映的是伦理道德最核心的内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佛家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对此，禅宗也不例外。《坛经》有：“心但无不净，西方此去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除恶，即行十万;无八邪，即过八千。但行直心，到如禅指。使君，但行十善，何须更愿往生;不断十恶之心，何佛即来迎请。”这里，首先强调了“净心”的重要，把止恶行善的心理预期，直接推到了彼岸的往生世界。它的前提是“净心”诚信，只要信守笃行，就可以得到预期。无论是对“下根”还是“上智”之人，这都是平等无二的，是一种心灵期许和召唤，它符合一切善良人们的心理。能否到达极乐世界，是由生前所造善、恶决定，由现世之因，得往生之果。这种认识，起到了预示、告诫、警醒的作用，使人们在生活中能够自敛行为，不做坏事，以期得到善果，从而在客观上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伦理道德水准。禅门不仅对“净心”的人生价值给予肯定，而且对信众的日常生活进行了规范，这就是“除十恶”、“行十善”，“祛八邪”、“行八正道”。“十恶”，即十种恶业：杀生、偷盗、邪淫（以上“身”三业），妄言、绮语、两舌（以上“口”四业），贪欲、瞋恚、愚痴（以上“意”三业）;“十善”则与之相反。“八邪”指：邪见、邪思维、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即“八正道”的反面。

　　慧能大师在这里提出了“善”与“恶”、“正”与“邪”正反相对的两大命题。这其中涵盖了十分庞大的佛教伦理学的内容。在社会伦理道德的建构上，禅宗六祖向信众传达出了他们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和道义。本来，“善”与“恶”、“正”与“邪”，都是佛教伦理思想在表述上常用的名词。通常符合教义的为善、为正，反之则为恶、为邪。这是两对集合概念，不仅包含了社会伦理价值，而且具有信仰世界的内涵。禅宗经典《坛经》行善止恶的教化，在客观上，也具有匡扶人心，淳正世风的伦理价值。同时，“十善”、“十恶”，不仅包括了行为（身）、语言（口）、意识（意），还有“身、口、意”三业的内容，并与“业力果报”学说密切相关。佛教认为人生的一切都是由业力而发，具有前世、现世、来世的因果联系。现世生活中，由身、口、意三业所造的一切善业、恶业，必然会在来世中表现，因无不具，果无不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审视，它发挥着引导人心永远向善的作用，具有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业力果报学说的逻辑关系，给我们揭示了一个多层面的生命空间，其意义在于：果报的内容，是由人的行善或为恶的行为来决定的，并由此形成了禅宗完整的生命道德意识和独有的伦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又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归宿联系在一起。禅宗的伦理道德思想，是在现实与超现实、现在与未来、客观行为（身、口、意三业）和主观期许（净土世界），这三种维度上展开的。因此，慧能法师在《坛经》中所阐发的“行十善”、“除十恶”的伦理观念，属于社会文化领域中的道德规范。这消弥了出家人和在家信众的对立，反映了最广大人们的共同心愿，有利于调节社会矛盾，为佛教在人间铺就了一条通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大道。同时，也使《坛经》所包含的伦理思想渗透到了整个人生历程中的各个方面。对于“十善业”及“十恶业”这“十对”概念中的十分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当择文另论。此外，《坛经》中涉及的“八邪”和对应的“八正道”学说，同样具有深刻的伦理思想，“八正道”前承佛教“四谛”学说中的“道谛”，又引出相关的“六度”，即：正见、正志（对应“六度”中的智慧）、正语、正业（对应持戒）、正命（对应布施）、正精进（对应精进）、正念（对应忍辱）、正定（对应禅定）。并且，“八正道”、“六度”可以归纳为戒、定、慧“三学”。因此，佛教伦理思想是贯穿于教义之中和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基础之上的，是完整的理论体系。

　　四、结语

　　佛教对于世界的看法，来自于对现实世界中人生的“如实观察”，其世界观是建立在人生观的基础上，因此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以“直指人心”的教化方式，“佛性平等”的理论，指导着戒、定、慧“三学”的修证实践，把伦理思想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为社会的平稳发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达到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建立了一整套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并在千百年的发展和演化中，为人类的自我完善，道德水平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我们对于禅宗伦理思想的研究工作，都还处于探索阶段，对于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弘法实践，具体的伦理道德内容和方法，以及伦理思想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实践意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仍有待深入。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禅宗文化中优秀的伦理价值和普世情怀，对治人心，树立良好社会道德风尚，这些工作都需要“众生”的共同努力。应当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人的伦理道德水平，是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艰巨的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