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
——忆上昌下臻恩师修行生活点滴
报国寺住持 释隆宣
上昌下臻师父老人家在我的印象中,近乎是一个完人。在他老人家身上的优良品德太多了,他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弘扬佛法,慈悲济世举不胜举,其中就深信因果,真修笃行,老实念佛,圆满人生,谈一点初浅看法,与各位共勉:
深信因果,严持戒律:
恩师上人1917年11月(农历九月廿一日)出生在成都的一个书香世家,天资聪慧,善根深厚,良好的家庭氛围,传统文化的教育,成就了他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学识,在他这生的传奇而平凡生涯中,深信因果,贯穿始终。194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朝阳学院法律系,随即参加并通过了全国高官的考试;1941年被分配到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任编译,(接替游永康,即后来的隆莲法师的工作;)1944年参加全国公开招考县长考试并获得通过,因当时年龄未满30岁,只保留录取资格;1947年当他年满30岁,被任命为四川省西充县县长,在任期间他为政清廉,深信因果,律于自守,选贤选能,从来没有任用过一位自己的亲戚。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仍能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赈灾救济,乐善好施,西充县内社会治安井然有序。在当时,西充县是通往南充、成都方向的战略交通要道,国民党不少军队的转移、调动大多经过西充这条交通枢纽,特别是49年四川解放前夕,军队的各种辎重军用物资,吃的如美国罐头等高级食品,穿的如衣物等军需物资,甚至枪支弹药。据说当时的盘尼西林(青霉素)价格等同黄金,只要需要,正好减轻军队长途跋涉的负担,在当时的环境形势下,只要愿意接手,随便贱价就可和军队相关人士成交,甚至随便打个白条子,神不知鬼不觉,军队上前线、调动、逃跑,谁去记得你的行为?然而凭着对因果的深信,社会国家可以瞒得过,因果不虚。师父说:“从人性的贪心来说,在当时也并不是完全不想要,而且周围也有不少人贪图便宜,压力很大,但天网恢恢,人有所为,上天会(因果规律)‘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知道发国难财是错因果的,所以没去占一丝一毫”。师父说,那时候的县长比今天的权力大,独掌司法、公安等权力,而且国民党为了对付共产党,委以每个县长兼师长军衔,自己完全可以招兵买马。邻县为扩充,甚至抓壮丁,搞得民不聊生,而西充当时则没有作这些事,解放后经历次清查,也没发现半点暇疵。(半个世纪后的2008年,《西充县人民政府县志》评价:“西充的作法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群众甚为拥护。群众看张耀枢人年轻、正派、行事又果断,都叫他‘学生县长’”
“为政清廉的张耀枢在西充任县长期间,国民党统治虽已是分崩离析,大厦将倾,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张耀枢仍能出污泥而不染,独善其身,在西充留下较好口碑”。)
由于对因果的深信,解放后师父虽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都以一颗平常心对待。比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鸣大放运动。数年间,天天学习讨论,反复“启发”大家给单位领导乃至政府提“意见”,把心里有的什么不平说出来,鼓动大鸣大放。作为师父老人家更是大众“关心”的对象,因本身在解放初期也有不少坎坷,受到不少委屈,可是每一次开会,他老人家都没有意见发表。没有意见可不行,领导及同事又反复地作思想工作,叫他打消顾虑,放下包袱,甚至有人在旁为之打抱不平,师父还是没意见,短时间也有人认为他城府深或胆小不敢说,时间久了,也都知道他这个人襟怀坦白确实没什么,而他之所以能有这种认识,完全是了知因果的不虚,觉得该受的衰损毁誉,受了就报了,都是因缘的显现,不能责怪外境。师父说:“正是因为我能深信因果不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受的果报受了业就消了,所以后来就在这一生也避免了不少更大挫折。当时和我熟悉的七八个县长,不是被镇压就是坐牢,有的当时侥幸过一关,仍未躲过如大鸣大放,三反、五反、肃反、文革的劫难,有些也确实不明因果所至”。也正是有这种深信因果的观念,所以哪怕是受人诬陷时,仍能以对他人慈悲的心态为对方念佛回向,当案件被调查清楚,与自己毫无牵连走出牢狱时,最先想到的是去八方奔走,去为污陷者伸冤,以致于污陷人出狱后,还又去为他谋生路,找工作,令对方先是吃惊,后则感激涕零。
深信切愿,老实念佛。
恩师上昌下臻老法师,由于家庭的影响,长辈的信佛,又是佛教大护法的因缘,很年轻时就接触佛教,早年曾亲近过圣钦老和尚参禅。圣钦老和尚是早年在扬州高旻寺开悟挂过牌的,后来峨眉山通永老和尚也提携加持多次。还跟密宗大德普钦法师学过密法,一直追随到上师圆寂,树立了很深的底蕴。最后因读《印光大师文钞》,甚觉相契,于是全身心归心净土,一心念佛。师父说:“文革时,我由于以前当过伪县长,自然和当时的当权派等成了红卫兵的专政对象,每天由工宣队派人押着学习,劳动,做着当时最繁重、最艰苦的体力活”。当时有领导说:‘张老师,你属于起义人员,政府有文件规定,不属专政对象,你把申请写来,我去给你纠正过来’ 。我说:‘不写,算了’。因为是‘牛鬼蛇神’,别人自然和自己断绝了往来,这时正好在一天的繁重体力劳动或学习过后,关着门一心念佛,因为有佛法在内心的驻持, 也就不在意世间的是是非非,反而成就了我念佛的增上缘,内心宁静,念佛功夫也就更得力了,有一次学生们武斗,双方发生强烈枪战,学院一幢楼房被对方炸垮,打死二十几人,在垮塌的楼房下面,几天以后,尸体都发臭了,红卫兵们安排专政对象们的“牛鬼蛇神”去掩埋,每人分一个尸体,我和院长一组,分了两个在底楼的尸体,结果还没到尸体面前,院长就被尸体的惨状和臭气熏吓倒了,一下瘫坐在地上,不敢向前。此时我只好叫他原地休息,想到这些被打死的年轻人也是一时冲动,完全无辜,由于对他们产生了深深同情,我一个人到尸体前,为其助念佛号,一心给他念佛,也就感觉不怎么臭了,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也不感觉怕了。然后再找一木板,将木板放在其身旁,边念佛边把头和脚慢慢移到木板上,再找根铁丝将尸体捆在木板上,然后将木板一头用铁丝套在自己脖子上,自己背着木板的一头,慢慢从底楼背着拖上走出危楼,再去掩埋,埋完一个,又重去掩埋第二个”。
有一次,一位毕业于金陵大学的老教授,这人对《易经》很有研究,大概闲着无事,在旁观察:小劳改队里二十多个被专政的人,由于繁重的精神压力和劳动,个个愁眉苦脸,唯有师父泰然自若,于是教授连续晚上半夜敲门,探听到底得了什么‘真传’,竟然会在这种环境下还能怡然自乐,而且‘头放红光’。当时他不敢说自己有信仰,更不敢说自己因心有皈依处念佛而内心的安宁,只好谎言说:“因为每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对方当然知道这是骗他的话,说:“我之所以夜半三更来找你,是希望你告诉我实情,哪知你还不给说真话,”连续两三晚上,这位同事探听不到什么秘密只好怏怏而去。直到一九七五年左右,林学院撤消,搬到都江堰新建了四川省林业学校,师父才告诉了对方真相。
自从师父上人读《印光大师文钞》归心净土的数十年间,可以说是不舍昼夜,忆佛念佛,自利自他。他常对我说,我们每天要考虑处理寺院大小事务,但只要不动脑筋时,都住在佛号上,就是白天完全被耽搁了,晚上也有的是时间。师父晚上躺下来休息的时间不多,最多时可能不超过三四小时。最近几年,也就一至二个小时,完全按照佛陀教导,初夜、后夜精进用功,中夜稍微调整一下身体的方式。因此直到师父老人家圆寂,在他的床上看不到厚被盖,只有一条毛毡,一床夏天用薄薄的被盖。他也常常鼓励我说:“白天我们都要为常住作事,晚上可以坐下来静静念佛,只要心清净,念佛休息比睡眠的质量还好。”我由于业障深重,总会说:“晚上坐下来昏沉会严重。”师父说:“我以前坐着念佛一两个小时后,也会昏沉一下,但这几年几乎不昏沉了,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以前坐着念佛时,总要在后臀部放一绵垫子,不然背脊就坐不很直。这几年,不垫垫子我也自然坐得很直了。由于晚上念佛清静,所以白天精力也就更充足。”事实上也是这样,他老人家直到圆寂,九十三岁的老人,背不驮,眼不花,看书报从不戴眼镜,尤其是记忆力比我们晚辈都还好。有什么忘记了的事,一般我们都会去问他,他会将原事物记得清清楚楚,并告诉你。
二零零二年,师父老人家因弘法和劳累过度病倒了,经抢救恢复了过来,不久又再度生病住医院,一查:医生说“前列腺癌必须动手术,但是危险性也大,毕竟八十五六岁的老人了,”手术那天我们非常紧张,他懂医也知道生命的危险性,然而却谈笑风生,只是进手术室有个要求,一定要带着念佛机进去,经过和医生交涉同意了,我们守在手术室外漫长的四个小时过去了,当医生推着挂满血液和液体瓶的手术台 出来见到我们时,第一句话是:“我今天念佛比往天还念得清楚”,那神态就象完全不是给他作手术,惹得为他举着液体瓶的医生都笑起来了。
学佛先学作人,自利利他。
师父出生于四川一个非常有德行的名门望族,从小受到严格良好的教育,他经常也会给我谈一些他祖辈父辈们的轶事,从侧面深感他先辈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他们家的庭训是:“谦让、和平、恭敬、吃亏、受气、耐烦。”造就了师父一生非常圆满的人格。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暇疵,但并不因此给人高不可攀,使人敬而远之的感觉。相反那种平易近人,谦虚儒雅的风格,能令一切众生都欢喜接近,感觉就是一位非常普通的老爷爷老父亲。本来他的道德、文章底蕴深厚,又富有传奇经历的一生,但当你和他在一起,他从来不会因此自负,也从来不提过去的风光,每每当我们从间接知道他过去的某项阴德时,他总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在他口中常谈的就是“学佛先学作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每天想到的是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格,如何帮助人、利益人。
对自己严格要求:真修实行,一九六零年师父由于信仰开始吃常素,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为了不影响别人,他仍然集体伙食,如遇吃肉他也一样打回去,等到半夜、夜深人静再端出去与众生结缘。直到八九十年代别人才慢慢知道这段经历。八十年代有一次在文殊院突然半夜生病吐血,命在旦夕,在自己寝室的隔壁都住得有人,只要自己轻轻一敲木板墙壁,邻居就会起来,但想到半夜三更会麻烦别人,一心念佛,绝不声张,直到一月后他侄女去看望他,发现有没洗净的血渍追问下才悄悄告诉她。并嘱咐不要告诉别人。师父原工作过的都江堰林校校长戴庭海一提到师父就激动不已,说:“师父在林校作校医时,真是上下一致赞叹啊。不管任何人和他交谈,只要你不离开,哪怕他再忙再急,他都没有一点不愉悦的脸色。更不说他先离你而去。”
师父对别人的嘱托却是一言九鼎,当他七十五岁被师爷选作报国寺住持(据说上世纪一九八五年,当时师父因写《四川宗教志》,接触师爷离欲上人后,上人就要当时还是居士的师父将来接班。师父说自己七十多了,也不可能出家了,第二当时师父正在文殊院空林佛学院,昭觉寺四川佛学院任课,并说文字教学是自己的长处,管理寺院,特别是僧团就没经验了,不敢承当。师爷说:“你有福德,还很年轻。”面对一位百岁老人,师父也不能再深辩,只暗暗下决心,将来找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来顶替,后来又交往过两次,师爷上人仍是交代将来报国寺的发展、规划,哪知师父还没找到合适人选的时候,1992年3月15日,上人在圆寂前两天就亲自拟好电报:“成都文殊院张妙首居士,我欲病,请速来报国寺有要事相商。”交与邮局发出,师爷也许清楚,当师父赶来后,未必接班。因此,发出电报后,召集全寺僧众开会,宣布“我已找好了接班人,就是现在成都文殊院佛学院上课的老师张妙首,法名都取好了,你们要象对我一样对待他。”谈笑自如,当师父赶到时,他早上已坐着圆寂了。一位75岁的老人,被硬逼当着上人的遗体剃发管理寺务。一月后拿着师爷上人生前给他开好的号条去陕西白马寺受具足戒,当年古稀之年的他,既要在佛学院任课,又要管理报国寺。以后还承担乐至、内江、资阳佛协的工作,那时的寺庙百废待兴,两年以后,就连当时任四川佛教会长的遍能老和尚也看不下去了,劝师父放弃这边寺庙,继续教佛学院,师父当时也觉得自己很适合也喜欢佛学院上课。管理僧人,寺院建设,难度确实很大,但既然接受了师爷上人的遗嘱,就不能考虑自己的喜好,学佛先学做人,于是毅然辞去了佛学院的教务工作,一心赴到了报国寺的僧团建设、老年安养院建设、寺院建设。“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师父一直是这样作的,因此才有今天的报国寺。
老和尚最后的教诲和示现:
老和尚临终两个月前,有一天突然把换洗的衣物,包括多余的被盖、床单全部交给了侍者,并叫监院隆实法师组织在念佛堂全部拍卖,并将此款作为慈善款全部捐了出去。一个月前有一天上午,师父让侍者叫我到他的寮房,郑重地说:“我的遗嘱写好了,这以前,我也写过多次,这一次我又作了修订,重新抄好了,放在办公桌抽屉里,我也拿给能慧师(侍者)看过的,我往生后,你一定要保证按我的遗嘱办。”说到往生遗嘱,当时我内心一惊,当然是不愿不舍师父离开我们,觉得很惊愕,困惑地望着他老,没有马上回答,师父却急了,怕我不答应,又严肃地说:“这件事你要向我保证啊!”没等我作出反应,又再次强调,“你真的要向我保证按遗嘱办啊!”说得很恳切,我只好说:“您放心,我会照您的意愿去办,但您不能走,要请您长久住世。”老人家说:“老苦啊!”我说:“哪怕您不动,躺在床上,我们心里也踏实。”一番争执后,师父说:“这样说,我也不去主动求,该往生就往生,不该去,也去不成。”当然我也就无话可说了,当时也看不出师父有什么病相,(当然心脏血管老化那是多年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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