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前的诗中，谈茶的非常少。从《茶经》例举的左思的《娇女诗》以及张孟阳（张载）的《登成都楼诗》以及查阅《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辑佚书来看，晋代以来咏茶的诗实际上只有上述的两个例子。如从《洛阳伽兰记》看到的，在南北朝时期，茶（茗饮）是南朝人代表性的饮料，而南朝的诗人们对茶竟然无所表示，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其原因只好推测，或许唐以前的茶仅仅只是作为饮食物的作料或作为药用，无法引起诗人们的兴趣吧！

　　左思的《娇女诗》有“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金+歷]”之句，描写茶沸腾的样子。接下来如果看“脂腻漫自袖，烟薰染阿锡”之句，出“茶荈”不过是做饭的一部分，何况主人公是作者的女儿。这与唐代的茶诗带着隐逸的风格完全不同。　　另一首是张载的诗，因为是在成都白菟楼这种场合，因而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上句“鼎食随时进，为和妙且殊”，不过是描述成都食物丰富的文句。在繁华之都饮茶的情形，唐诗中就极少见。　　总之，《茶经》引述的这二例诗句，其氛围与唐代的茶没有联系，以后咏茶的诗作几乎没有，只是到了唐代，才诞生了面目一新的茶。　　唐诗所咏之茶，如下面看到的那样，基本上是《茶经》一类的煎茶。而晋代如何饮茶就不大清楚了，或许一般象“羹饮”的情形也未可知。如果那样，晋诗的茶和唐诗的茶就更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　　从南北朝到隋朝以及唐朝初期，没有咏茶的诗。我想茶诗的首次出现是在进入八世纪王维所处的时代。　　如前所述，开元年间饮茶之风由于泰山降魔师的影响而在中国全土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因此在诗的领域里同时出现茶就不是偶然的了。而且唐诗中所咏之茶一开始即与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开元初活动的葵希寂的诗《登福先寺上方然公禅室》有“晚来恣偃俯，茶果仍留欢”诗句，记述了作者访福先寺僧然公的禅室受款待之际，以茶果作为夜食招待的情形。这是唐代咏茶最早的一例。这里的“茶果”与古代有所不同，是作为当然的夜食来描述的，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它和《封氏闻见记》的“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的记载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窥知当时禅院的日常情形。无论如何，在这个阶段，茶还不至于成为禅院代表性的招待品。　　作为初期茶的用例，尚有储光仪的《吃茗粥作》：“淹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之句。这大概是访茅山的隐者时作的，主人可能是道士。“茶粥”一词很早就有了，而“蕨薇”同样叙述的是隐者的粮食。如后面论及的那样，在关系道教、道士的诗中，咏茶的极少。不过象这里以隐逸生活为重点的场合言及茶的诗也是有的，只是这个例子说的毕竟是“茶粥”，与唐代流行的煎茶应该划上一道界线吧！　　八世纪初活跃的诗人留下几首咏茶诗的唯一例子就是王维了。而稍后岑参、李嘉祐、韦应物、杜甫等的茶诗就多了。但若对《全唐诗》留传下来的诗作粗略的统计，一些作家咏茶的次数多半只有几次，连留下茶诗最多的白居易也不过三十几次，这与他的全部诗作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本论特以茶作为主题进行研究，而令人注意的是把饮茶作为极重要的生活追求的诗人一个也没有。　　王维有三首涉及茶的诗传世。《赠吴官》有“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靡难御暑”之咏，《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有“君但倾茶椀，无妨骑马归”，赞扬茶有御暑之功，无醉人之弊。王维另一诗《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中有“花醥和松屑，茶香透竹丝”，这也是以茶款待友人以应付醥（清酒）的诗句。从以上三个例子可知，当时作为常用饮料的茶已经较普遍了。大家都知道，王维与佛教有着深厚的关系，而他的茶诗竟然没有佛教色彩，令人感到意外，或许茶与佛教形象上的结合还不够充分吧。　　在盛唐时期最能表示茶刚刚开始普及的是李白，他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中介绍了他从亲戚（僧人）那里得到的荆州玉泉寺的“仙人掌茶”，是研究茶制造史的有名的资料。序中谓其茶“拳然重叠，其状如手”，描述了偏平且有一定重量的块体茶的情形。诗中有“曝成仙人掌”，可知它是通过日晒来干燥的。李白总结作序“后之高僧大隐，知仙掌茶发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由中孚禅子和自己担当起发明此茶的名誉。　　在山中，特别是与仙人有关的名山中修行的禅僧自己制造的名茶最能说明茶与佛教、禅关系密切的原因。李白唯在这首诗中对茶进行了赞美。李华的《云母泉寺》也体现了这一点：“泽药滋畦茂，气染茶瓯馨，饮液尽眉寿，餐和皆体平。”描述在岳阳的山寺中，经名水云母泉滋润过的药或茶有长生之效。在这里，茶已不单单是茶，而是某种土地上的特殊产物。李白和李华的诗都暗示了茶与仙药的关系。若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给予仙人掌茶活力的，从序中明显可看出是“玉泉”，云母泉寺的茶则是“云母泉”，玉和云母都是不老长生的药品，茶受其“仙气”之后而有了功效，因此认为一般的茶没有那样的活力。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　　茶如已看到的那样最初是与佛教（禅僧）和隐遁（隐者）联系在一起的，表现为脱俗性的饮料。如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诗有“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之句，赞美茶不单有驱除昏沉的作用，而且有荡涤尘烦，忘怀俗事的功能，这与《茶经》“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的精神极为接近。　　韦应物《简寂观西涧瀑布下作》有“茶果邀真侣，觞酌洽同心”之句，说明对游于隐逸世界者以茶果相款待。所谓“真侣”、“同心”，与道教、佛教没什么区别吧。　　在其他盛唐时期的诗人中，岑参描写了夜宿寺院之际饮茶及观茶园的情形。在《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诗中有：“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乾。”关于茶的色与香仅有这一点具体性描写。不过在高级官员的书斋中以茶为主招待客人，引人注目。李嘉祐的诗中六次出现茶，如描述阳羡之春的茶园、荐福寺老僧“啜茗翻真偈”的情形以及咏送别席上之茶，自宅饮茶和在宴席上饮茶，使我们看到，茶已浸透到官僚生活的各个方面。尽管如此，茶依然与脱俗、闲适、静寂的形象交织在一起。　　例如关于在宴席上饮茶的诗最多，大部分以欢乐、静寂的气氛为特色，尤其与送别宴有不解之缘，这是因为生活中这类事情较多吧。李嘉祐的《秋晓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诗，表现的就是为送别在寺院举行茶宴的内容。　　其次例如杜甫的茶诗，与佛僧结合的有二例，与生活闲居相关的有二例，尤具特色的是《进艇》诗句：“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描写和家人游河的情形。“茗饮蔗浆携所有，瓷甖无谢玉为缸。”作为饮料，茶与甜的饮料一样能令人欢乐。这里的茶是放入用瓷器做的容器中的，和唐时流行的煎茶不同，正因如此，才使它适合伴随妻儿的情景吧。　　因为陆羽的《茶经》完成于公元760年至他去世的公元804年间，因此他提倡的煎茶体系产生影响始于八世纪后半叶，从盛唐到中唐之际。著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诗人耿湋和陆羽作过联句，可见其在诗的领域里也有一定名声。和他交往的人物，有在《陆文学自传》说与他结下“缁素忘年之交”的释皎然]以及颜真卿、皇甫曾、皇甫冉、载叔伦、权德舆等，曾一起联句和作诗。详情请参照《陆羽研究集刊》创刊号的《陆羽诗踪》（朱自振、欧阳勋、熊源棋）。　　颜真卿作为湖州刺史，集合地方文人在席上作联句，而《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约定以茶为主题。只是这个诗会陆羽没有参加。其中颜真卿作有“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源”，表现了茶清净身心的作用。和陆羽的交游给予了他一定的影响吧，若“流华”即是指《茶经》中所谓的“华”就更说明问题。他与陆羽一起作过许多联句，留传下来八首，但特别的是没有与茶相关的。　　上述的耿湋，称陆羽“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将他尊为茶人，而皇甫曾也在《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的诗中描述了陆羽在山中来回采茶的情形。释浩然是陆羽的知己，作诗论述过茶与陆羽的关系（在《九月陆处士羽饮茶》中有“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之句）。此外唐代的诗人们咏陆羽的诗尚未发现（后代之作又当别论)。　　从同时代的诗人朋友来看，可以说都认为他是隐者，而把他当作茶人的很少。他并非一生从事茶的事业。如象《封氏闻见记》说的那样，他晚年曾抨击茶是事实的话，或许与上述情形有关。另外，陆羽自身的诗作除联句外几乎没有，包括有名的《六羡歌》与茶也没关系。　　与能看到的陆羽自身的影响力意外地小相反，其挚友释皎然留下来的茶诗非常多。在唐诗的领域里，可以说他是熟悉茶的最早的人物。作为僧侣，尤其显得重要。　　皎然由于出身于茶的产地，抑或由于与陆羽的交往，作了许多茶诗，当然歌咏僧人生活中的茶的内容占了大部分。他的茶诗的重要特点是内容单纯，有一部分将禅与茶的结合作了理论性的表述。例如在《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人》中有“识妙聆细泉，悟深涤清茗”；在《答裴集阳伯明二贤名垂赠二十韵今以一章用酬两作》中有“清宵集我寺，烹茗开禅牖”，不过是单纯的内容，但具有茶在禅的修行中不可欠缺这样的氛围。　　又，在《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中有“投铛涌作沫，著椀聚生花，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将茶末投入沸腾的铛（釜）中，溅起称作沫或花的“华”，然后将它倒入碗中饮用。具有与禅经近，与睡魔远的功效。值得注意的是，这与《茶经》论述的煎茶法完全一致[18]。可以说这是在唐诗中见到的具体地描述煎茶法的最早的例子。　　更生动表现煎茶法的是在《饮茶歌请崔石使君》中：“越人遗我剡溪茶，采得金牙爨金鼎，青瓷雪色缥沫香，何以诸仙琼蕊浆。”末后句喻茶如仙药、玉浆，对应于诗的末尾“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所谓丹丘子是《茶经》中饮茶成仙的人物[19]。该诗还说：“一饮涤昏寝，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清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说明依靠茶可以清精神甚至得道，对世人饮酒作了批判。“何须苦心破烦恼”似乎连禅修也否定了。不过这是带有谐谑口气的诗，大概是想说茶具有与禅同样的效果吧！　　上诗以丹丘子为例，将茶比作仙药。若进一步看，有的诗甚至认为茶超乎仙药之上。如《饮茶歌送郑客》中有“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原注：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服之羽化）”；在《顾渚行寄裴方舟》中描述了山僧摘茶的情形“初看拍出欺玉英，更取煎来胜金液。”[20]无不将茶看得比仙药之类的玉食、金液更为优越。　　从以上的诗句以及诗的表现可以看出，作者极力强调与禅修相结合的《茶经》一类的煎茶是超乎道教仙药之上的。至于《茶经》本身，《饮茶歌送郑客》有“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竟说楚人陆羽的《茶经》虚有其名，无论如何这应是调侃而不是非难之语。不过从这句话似乎可以认为，释皎然自身继承的仅仅是僧寺中传下来的茶道，没怎么受陆羽的影响。　　陆羽去世后，关于他的名声，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文中有详细的叙述。唐末僧齐己作有《过陆鸿渐旧居》诗，达到凌驾于茶人之上的程度，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和释皎然的情形一样，是茶经的直接影响大还是以《茶经》为代表的僧院流行的煎茶文化的影响大，这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茶经》时代——中唐以后，茶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　　中唐诗人述及茶仍然以僧院或隐者居多，例外的也有二、三个。　　卢纶《新茶咏寄上西川相公二十三舅大夫二十舅》有：“三献蓬莱始一尝，日调金鼎阅芳香，贮之玉合才半饼，寄与阿连题数行。”将半个饼茶郑重地贮于玉盒中，可见茶的珍贵。从唐诗中所看到的茶大概是僧俗或隐者手制的茶，与价胜黄金的宋代团茶一样珍贵[21]。这首诗咏的昂贵的献上茶，和卢仝说的贡茶一样[22]，是王公们用的茶。关于贡茶或宫中饮用的茶，唐诗中出现得不多。其中典型的例子可看中唐王建的诗。《宫词一百词》是描写唐代宫廷生活的词，其中第七首有“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另外在王建诗中有不少关于茶的具体资料，如将茶碗装箱运输、以姜茶供僧、将茶装入密封容器以及茶商赈灾等，颇有意思[23]。　　中唐诗人袁高在《茶山寺》中咏茶农的辛劳“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值得当政者反省。在唐代这种论题的诗较少。但通览历代的茶诗，往往以此取为主题。　　刘禹锡强调诗与茶的关系，在《酬乐天闲卧见寄》中有“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说明诗兴能得到茶的帮助。在白居易的诗中，诗、茶、酒、药等都是重要的。我想这是该时期的一个特征，说明茶已浸透于生活之中了。　　孟郊常以寺院中的茶入诗，如在《送玄亮师》中有“茗啜绿净花，经诵清柔音”。而张籍的茶诗多与闲居、寂寞的意境相结合。卢仝以《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较著名。此诗是从高官处得到剩余的贡茶而表示谢意的诗。在“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句中可见到煎茶的情形。后半部分诗有“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数举茶有止渴、提精神、忘俗事的功效，五、六碗下肚，就能涉入仙人的境界，如同上述释皎然的诗所揭示的那样。诗的末尾有“山上群仙司下士，地位清高隔风雨”，对不知民众疾苦的官僚进行了讽刺。总起来看，卢仝的诗集中了唐代关于茶的观念，给后世以很大的的影响。　　元稹也喜好茶，并给我们留下了以茶为主题《一字至七言诗》：“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椀转麴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唐代象这么简练地总结茶的要领的作品还没有，说明元稹对茶的造诣很深。用碾和罗代表茶道器具是适当的，而将铫与碗并举，则抓住了煎茶的特征，黄蕊和麴尘表现了细的黄金色的茶花。　　白居易是唐代作茶诗最多的诗人。他茶诗的特征是将茶与酒并举吧。既有单纯并举的情形，也有描写治疗酒渴的情形(《萧员外寄新蜀茶》：“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还有和药并列的情形(《酬梦得秋夕不寝见寄》：“病斗和药气，渴听碾茶声”)。另一方面，以叙述酒力比茶更优越的诗居多。在《镜换杯》中表现为“茶能散闷为功浅，萱纵忘忧得力迟，不似杜康神用速，十分一盏使开眉”；在《府西池北新葺水斋郎事招宾偶提十六韵》中有“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销愁”，认为真正能去除心中愁闷的还是酒!　　但不管怎么说，在白居易的生活中似乎是离不开茶的。他在《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中称自己为“别茶人”。如果看该诗“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麴尘”句或《睡后茶兴忆杨同州》的“沫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可窥知其对煎茶技法的精通。　　白居易对茶与宗教是如何看的呢?他在《劝酒寄元九》诗中有“既不遂禅僧，林下学楞伽；又不随道士，山中练丹砂”。既不想做禅僧，又不想作道士，因此好饮作为“错愁药”的酒。在《和知非》的诗中，谓天下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悴”，与上诗也并不矛盾。他之于禅并不彻底。不过在晚年的《早服云母散》诗中有“药销日宴三匙饭，酒渴春深一碗茶。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玩风花。”描述自己以茶愈酒渴，又参与坐禅的出家似的生活。从以上诗例可推测，他处于离不开禅和茶，同时又割舍不下与禅、茶对立的酒这种状态。　　李德裕的诗也显示出他对茶表现的深度。在《故人寄茶》中有“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轻。”在《忆茗芽》中有“松花飘鼎泛，兰气入瓯轻”，可以说描写都很纤细。　　同是元和时期人物的施肩吾，隐居于洪州的西山，号称“华阳真人”，是一个颇具道教色彩的人物。不过他和僧人交往甚多，在《蜀茗词》中有“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由于琼浆是道教的仙物，而茶被认为是僧家的东西。如果将山僧送的茶比之如仙药的琼浆，恐怕遭致僧人的嗔怒吧。施肩吾留下二首茶诗，均认为茶是比仙药更适合隐者的饮料。　　姚合在《玉芝观王道士》诗中有“蠹根停雪水，曲角积茶烟”，咏的是道观中的茶，这例并不奇怪。因为在饮茶普及化的时代，在道观不饮茶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下面叙述一下晚唐时期。杜牧虽作湖州刺史，诗中涉及茶的少，仅有四处。许浑也约有六处，但都没什么新的发明。稍稍有些意思的是薛能、李群玉、皮日休、陆龟蒙和郑谷的诗。　　薛能的茶诗一般以禅院的茶和山中隐栖者的茶为对象。在《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中有关于得到茶叶珍品的情形“得来抛道药，携去就僧家。”一方面说明茶比道药价值高，另一方面反映出茶为僧家所专擅，因而携去共僧家鉴尝。这是关于茶不属道教而与佛教有联系的最好例证。　　李群玉诗《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描写了衡山龙山人馈赠的手制石廪茶的情形“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滩声起鱼眼，满鼎漂清霞”、“顾渚与方山，谁人留品差，持瓯默吟味，摇膝空咨嗟”，说明石廪茶的确不次于顾渚(江苏)或方山(福建)的茶，生动表现出慢慢品味茶的样子。将各种各样的茶比较其优劣进行竞争，这缘于福建斗茶的影响，是北宋茶文化的特征。在唐代象上诗那样描写的很少，说明晚唐茶文化更加深化。　　贾岛、温庭筠这样有名的诗人分别留下茶诗七首、四首，没什么特殊发明。　　皮日休和其友人陆龟蒙留下的茶诗相当多。皮日休甚至在《茶中杂咏并序》中以陆羽的继承人自任。还分别以茶坞、茶人、茶筍、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为题连续作诗，对于考察当时茶的制造方法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其中在《煮茶》诗中，使用连珠、蟹目、鱼鳞、松带雨等词语详细作了叙述，可看出他的确是继承发展了《茶经》的方法。　　陆龟蒙和皮日休相同，以酒与茶以及茶与僧关系为内容的作品较多。他在《奉和袭美茶具十咏》中也以相同的题目作了连咏。　　郑谷留下有十首左右的咏茶诗。他是和写了许多茶诗的僧人齐己交游的人物。在《宗人惠四药》诗中有“宗人忽惠西山药，四味清新香助茶”，似乎是将药(香料?)加入茶合饮，实不多见。　　齐己作的关于僧侣生活的茶诗较多，但在《赴郑谷郎中招游龙兴观读题诗板谒七真仪像因有十八韵》中有“始贵茶巡爽，终怜酒散迟。”记述了在道观受茶、酒招待之事，颇为珍贵。　　在五代的诗人中，南唐的李中咏茶诗较多，依然是关于禅僧和闲居的。同样，徐铉在《和门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韵》中咏阳羡的新茶：“任道时新物，须依古法煎”。从后文的“陆氏有经传”之语来看，可知《茶经》一类的煎茶法被作为古法予以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