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经原文网

吴越王钱弘俶与宋代天台宗的复兴

发布时间:2022-12-24 19:48:32作者:心经原文网

  一、引言

  天台宗是最早创立的中国佛教宗派。创立之初,经由智者大师(538~597)、章安灌顶(561~632)等诸师的努力,加之陈、隋两朝的有力护持,曾经兴盛一时。而自唐初灌顶寂后,教势却急转直下,进入长达一百多年的衰微时期。中经法华智威、天宫慧威、左溪玄朗三代,至中唐肃宗、代宗两朝,有玄朗的弟子荆溪湛然(711~782)出世,努力开拓,著作等身,天台宗风为之大振,湛然因此而享有中兴之祖的美誉。

  后来由于安史之乱的摧残,地方节度使与宦官的暴虐专横,中央威令不行;再加上晚唐到五代期间战乱频仍,尤其在遭到唐武宗会昌法难的打击之后,诸宗的章疏典籍散佚殆尽。素重教典的天台宗,失去了赖以维系法运的教典,其教势从此一蹶不振。尤其是物外(813~885)元琇、清竦三代祖师,讲说无凭,仅传止观之道。

  到了螺溪义寂(919~987)之世,幸赖吴越王钱弘俶求遗书于日本、高丽,而高丽沙门谛观(?~970)将天台教典还于中国,奠定天台宗风重振之基。此中关键人物是吴越王钱弘俶,与钱弘俶共襄盛举的重要人物则有天台德韶、螺溪义寂和谛观三大高僧。

  二、请回天台教典的始末

  钱氏一族,自武肃王钱镠至忠懿王钱弘俶,数代皆敬信佛法,而以钱弘俶为最。吴越国在其数十年的经营之下,佛法兴隆,尤其是作为都城的杭州,更是佛刹梵宇林立,高僧大德辈出,号称东南佛国。在五代的乱世之中,能够保持东南一地的佛教文化,并为宋代佛教的复兴奠定坚实的根基,延续佛法慧命,钱氏一族实在是厥功至伟。

  钱弘俶(929~988),又称钱俶,五代十国中的吴越国第五代王。杭州临安(浙江省钱塘县)人,字文德。天性诚厚,夙知敬佛,在位期间(948~978),大力推展佛教,为五代末叶佛教衰颓时代的大护法。其护教的业绩甚多。在他当台州刺史的时候,延请德韶问道,德韶对他说:“他日为霸主,无忘佛恩。”故自汉乾祐元年(948)嗣位之后,即奉天台德韶为国师,自执弟子之礼,且从永明道潜受菩萨戒,自号慈化定慧禅师。后周·显德二年(955),欲学阿育王造塔,乃以铜铸八万四千小宝塔,中纳宝箧印心咒,广行颁施,总计十年完成,后甚至远传至日本。北宋·建隆元年(960 ),复兴杭州灵隐寺,迎请智觉延寿为中兴第一世。又为复兴天台教学,遣使赴日本、高丽等地,求取天台宗典。恭请螺溪义寂讲说《法华》,并赐予“净光大师”号与紫衣。

  在钱弘俶所有的护教业绩之中,遣使赴日本、高丽请回天台教典,对于天台宗来说,最具意义,同时,这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此事的来龙去脉,各种史料所说不一,后世学者也莫衷一是。此事之中,钱弘俶遣使海东求购天台教典可视为信史,高丽沙门谛观携天台教典至螺溪也没有问题,然其中有二项不免令人生出疑问:一、向钱弘俶提出请求者是义寂还是德韶?二、天台教典取自日本还是高丽,亦或二国兼取?

  关于第一个问题,记载此事最早的现存史料《宋高僧传》卷七《义寂传》中云:

  先是智者教迹,远则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零编断简,本折枝摧,传者何凭,端正其学,寂思鸠集也。适金华古藏中得《净名疏》而已。后款告韶禅师,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仅足。由是博闻多识。

  “款告韶禅师”一语分明是说,义寂诚恳请求德韶禅师。德韶禅师有国师之尊,当时已名满天下,义寂请求德韶利用其地位与声望帮助求购教典,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其中对于钱弘俶遣使之事,却只字未提。

  成书稍晚的《景德传灯录》卷第二十五《德韶传》中说:

  有传天台智者教义寂者,屡言于师曰:“智者之教,年祀寖远,虑多散落。今新罗国其本甚备,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师于是闻于忠懿王,王遣使及赍师之书,往彼国缮写备足而回。

  这段文字较《宋高僧传》所载稍详,文中提到德韶屡受义寂之请,于是请求忠懿王玉成此事,结果“往彼国缮写备足而回”。不过,引文中义寂所言新罗国恐係作者之误,盖因新罗国早于敬顺王九年(935年)降于高丽,当时已经不复存在;不过,也可能是当时人仍习称高丽为新罗,义寂或是作者道原只是沿用习称而已。

  其余更晚出的天台宗史料,如《释门正统》、《佛祖统纪》、《四教仪缘起》等,都是众口一词,说是由义寂向忠懿王提出请求,而有教典复归之事,并且所述代有增饰。如《释门正统》卷三《弟子志》中云:

  吴越忠懿王观《永嘉集》,昧于教相,叩问韶国师,师称螺溪寂洞明台道,王如寂建讲,为遣使日本,求其遗逸……

  《佛祖统纪》卷八《义寂传》云:

  吴越忠懿王,因览《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则劣”之语,以问韶国师。韶云:“此是教义,可问天台寂师。”王即召师出金门建讲,以问前义。师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末丧乱,教籍散毁,故此诸文,多在海外。”于是吴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国求取教典。既回……一家教学,郁而复兴,师之力也。

  明万历九年(1581年)冬,沙门智觉所撰《四教仪缘起》中引用宋修僧史僧统赞宁《通惠录》云:

  唐末吴越钱忠懿王,治国之暇,究心内典,因阅《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处为齐。若伏无明,三藏则劣”之句,不晓,问于云居韶国师,乃云:“天台国清寺,有寂法师,善弘教法,必解此语。”王召法师至,诘焉,法师曰:“此天台智者大师《妙玄》中文。时遭安史兵残,近则会昌焚毁,中国教藏,残阙殆尽。今惟海东高丽,阐教方盛,全书在彼。”王闻之慨然,即为遣国书贽币使高丽,求取一家章疏,高丽国君乃敕僧曰谛观者报聘,以天台教部还归于我。观既至,就禀学寂公于螺溪终焉。大教至是重昌矣。

  此段引文与前引赞宁《宋高僧传》内容大异其趣,其真实性实令人难以置信。若实引自赞宁《通惠录》,赞宁在《宋高僧传》里说是德韶请求钱弘俶搜购天台典籍于日本,此处又说是钱弘俶应义寂之请,遣使求取教典于高丽,赞宁岂非自语相违?

  如何理解上述诸种记载的歧异之处呢?综合以上所述,笔者以为,在由谁向钱弘俶提出向海外求取教典的问题上,早出的史料《宋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更值得采信。赞宁与德韶、义寂是同时代人,赞宁位居吴越僧统,德韶是吴越国师,义寂也深受忠懿王钦敬,赞宁对此二人的事迹应当甚为熟稔[1]。而且,赞宁作为一个出身律宗的佛教史学家,在僧传中对天台、禅宗人物事迹的记载,较具客观性和可信性。《景德传灯录》的作者释道原是德韶的法嗣,书中所记也较具可信性。可以说,在请求钱弘俶向海外求取天台教典这件事上,德韶禅师是关键性的人物,其所起的作用要比义寂要大。理由如下:其一,德韶虽是禅师,但对天台教甚为关切,僧传中德韶为智者后身的传说;其二,德韶既有国师之尊,又是名满天下的大禅师,所以德韶的意见对于钱弘俶所作的决定影响很大,德韶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高丽二国的信函自然也会受到二国的皇帝及僧人的高度重视。同时,德韶虽然是禅宗僧,但与天台因缘甚深,他向钱弘俶推荐天台宗的青年才俊义寂,钱弘俶遂请义寂讲说天台义理,义寂借机向钱弘俶述说天台教典散逸的情况,促使钱弘俶作出遣使海东求取教典的决定,这也是完全可能的。而后世的天台宗人,如宗鉴、志磐等,宗派意识比较强烈,在史书中故意突出义寂的作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诸种记载分歧更大。第一种为取自日本说。《宋高僧传》之《义寂传》只说:“(义寂)后款告韶禅师。嘱人泛舟于日本国购获仅足。”文中既未提到高丽国,甚至连钱弘俶遣使也未提及,甚为可怪。不过,联想到赞宁是奉敕修史,很多情况下不能做到秉笔直书,尤其赞宁作为前吴越国的僧统,恐怕不便提及旧主钱弘俶遣使求取教典的功德吧。二百余年后的释宗鉴则无需避讳,故《释门正统》中则明确地说:“(钱弘俶)为遣使日本,求其遗逸。”今时学人董平先生采信此说,并有较详细的考证[2]。当然,董平先生也未否定谛观携书来华之事,只是认为其事当在日本送书之后。

  第二种是取自高丽说。《景德传灯录》之《德韶传》说钱弘俶遣使并携带德韶禅师之的书信,往新罗国(其实应为高丽国),将其国所有天台教典缮写而回。《四教仪缘起》则说钱弘俶遣使带着国书和礼物到高丽,求取天台教典,高丽国君非常重视,敕令沙门谛观将天台教部还归中国。近人蒋维乔先生和吕澂先生坚信此说。蒋先生否定遣使日本之说,吕澂先生在肯定天台典籍取自高丽的同时,并不否定取自日本之说,但认为取回日本之籍,事在其后。

  第三种是吴越王同时遣使到日本、高丽说,出自《佛祖统纪》。志磐以为,吴越王曾遣使到日本、高丽两国,“若论教文复还中国之宝,则必以高丽谛观来奉教卷为正。”志磐在《佛祖统纪》中的《义寂传》、《吴越王传》、《谛观传》及《法运通塞志》等多处述及此事,并明确记载了吴越王遣使及谛观来华的时间,分别为建隆元年(960年)和建隆二年(961年),可谓言之凿凿。后世学者多采其说。据《佛祖统纪》之《谛观传》所说,谛观所还天台教卷并非全部,其中缺《智论疏》、《仁王疏》、《华严骨目》、《五百门》等。教典既备之后,义寂便开始讲说,以培养僧才。据《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建传教院碑铭》所说,乾德二年(964),义寂于螺溪新创之传教院大开讲筵,学徒云集,从而开启了天台中兴之运。

  以上三说,皆各有所据,实难说何者为真。因为,当时的日本和高丽,天台学都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天台教典都很完备,吴越王同时遣使至二国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六所载有关“四明尊者遣僧日本国求仁王经疏”的一段故实,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其文如下:

  有宋之初,台教乃渐杭海入吴越,今世所传三大部之类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与夫至而非其本真者。《仁王经疏》,先至有二本,众咸斥其伪。昔法智既纳日本信禅师所寄辟支佛发,答其所问二十义,乃求其所谓《仁王经疏》。信即授诸海舶,无何中流大风惊涛,舶人念无以息龙鼍之怒,遽投斯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强记者二僧,诣信所,读诵以归。不幸二僧,死于日本国矣(此文见晁说之所作《仁王经疏序》。此疏虽非本真而此说不可亡矣)

  “《仁王经疏》,先至有二本,众咸斥其伪”,而后法智(知礼)乃求诸日本。笔者由此推想,此先至之《仁王经疏》必取自高丽,众师既斥其为伪,法智大师于是转求于日本之信禅师。因为,若此《仁王经疏》取自日本,既已被斥为伪,断无再去求取之理。

  三、对天台宗的护持

  志磐在《佛祖统纪》卷八《义通传》后说:“螺溪网罗教典,去珠复还;宝云二纪敷扬,家业有付;而世方尊法智为中兴者,以其有著书立言、开明祖道、抵排山外、绍隆道统之功也。”可知,宋代天台之兴,实以螺溪义寂、宝云义通为前驱,诚如镜庵所谓“螺溪、宝云振于前,四明、慈云大其后”(《佛祖統紀》卷第十)。钱弘俶在遣使求取教典之后,对螺溪、宝云二师的弘法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首先说钱弘俶对螺溪义寂的支持。据义寂的门人澄彧所撰《净光大师塔铭》说:“邓王钱氏(弘俶)有国之日,钦其道德,赐紫衣师号,树宇以安之,赍腊供以延之。(《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

\

  义寂法师之所以能成为“中兴教观之裔祖”,其一是他本人慧悟超人,如赞宁在《宋高僧传》卷第七《义寂传》所说:

  旋入开元伽蓝,师授《法华经》,朞月而彻,寺之耆老称叹希有。受具已,往会稽学南山钞。既通律义,乃造天台山研寻止观。其所易解,犹河南一遍照[3]也。

  钱弘俶的侄子钱易所撰《淨光大師行業碑》也说他在天台师承耸、广二公,因读湛然的《法华本迹十妙不二门》(简称《十不二门》),至“法性之与无明遍造诸法,名之为染;无明之与法性遍应众缘,号之为净”,因此顿悟佛心,不数月登座衍说,他的二位老师坐于听众之中,他也了无愧色。每从大藏中取出一经,不参考任何解说的资料,便能随意而讲,涣然冰释。

  其二,他的弘法事业,多得益于钱弘俶的大力支持。下面综合各种史料略述一二。如果说在天台教典回归之前,义寂弘法主要靠其殊胜的慧解,在此之后,既有教典的依持,义寂从此博闻多识,为改变台宗学者握半珠为家宝的状况,更加致力于台教的弘扬,在佛陇道场、国清寺相继讲训。(事见《宋高僧传》卷七《义寂传》)为了扩大台教的影响,钱弘俶多次请义寂开演教法。钱弘俶还对义寂进行嘉奖,赐净光大师之号、紫方袍及絹綿乳藥茶叶等物。(事见《吴越钱忠懿王赐净光法师制》(三道),《四明尊者教行录》卷第七《螺溪振祖集》)

  乾德二年(964)秋,螺溪传教院初创,建成法堂三间、厨屋数舍,义寂率学徒二十人居之。其后,闻讯来学者日渐众多,义寂讲导一如既往。然而院宇狭小,人满为患。有人多次提出扩建之议,义寂都未同意,为的是不劳民伤财,从中亦可见其悲心深切。后来云居德韶得知此事,乃上书给钱弘俶,略言:

  智者大师位登诸地,迹示四依,得总持门,获无碍辩,所述教法盈数百卷。净光大师羲寂传而讲之,如水分器。而所居精舍,栋宇未丰。愿许经营,用安枢衣之众。(《建传教院碑铭》,《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

  钱弘俶采纳德韶的建议,命其爱子及襄、华二位法师负责,王公贵胄各施钱粟以助成其事。到乾德五年(967),寺院建创始毕。凡忏堂、法堂、禅室、经室等等,一应俱全,总共有屋宇一百三十余间。学僧来集,再无食宿之忧。此年,钱弘俶又命义寂法师讲《法华经》一座。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钱弘俶又命施钱八十万,为传教院建造弥陀佛殿,又请义寂法师讲《金光明经》一座,饭僧三万人。概言之,螺溪传教院之所以能成为义寂法师演法布教、造就僧才的大道场,是与钱弘俶所提供的有力护持密不可分的。

  义寂门下最有成就的弟子是宝云义通。义通(927~988),高丽国人,俗姓尹。字惟远。生而有异相,顶有肉髻,眉长五、六寸。幼年,师事龟山院宗为,修《华严》、《起信论》。乾祐年间(948~950)入汉土,初访云居(德韶禅师),契悟南宗。后又从义寂法师闻一心三观之旨[4],顿受其传,很快便声闻四方,成为义寂最杰出的弟子。义通学成之后欲返国弘法,道经四明时,为钱弘俶之子、郡守钱惟治所盛情挽留,恭请说法。开宝元年(968),漕使顾承徽更舍宅为传教院,请义通居住,义通从此在此弘法达二十年之久。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赐额“宝云”予传教院,故世称师为宝云。其后,义通致力于弘扬天台教观。他著有《观经疏记》、《光明玄赞释》、《光明句备急疏》等书,在天台教理方面有很多的发挥与创造,更培养出了知礼、遵式等宋初中兴天台的中坚,所以南宋时台宗僧人智谦称其为“中兴教观之鼻祖”[5]。

  检寻史籍,找不到钱弘俶护持义通的具体事例。但《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的《宝云振祖集》里,收有钱弘俶所写、寄赠义通法師的诗二首,从诗中亦可见钱弘俶对义通法师的敬重。今录之如次:

  海角复天涯,形分道不赊。灯青读圆觉,香暖顶袈裟。戒比珠无类,心犹镜断瑕。平生赖慈眼,南望一咨嗟。(其一)

  相望几千里,旷然违道情。自兹成乍别,疑是隔浮生。得旨探玄寂,无心竞利名。苑斋正秋夜,谁伴诵经声。(其二)

  尤其从“平生赖慈眼,南望一咨嗟” “相望几千里,旷然违道情”两句,可见义通在钱弘俶心目中的地位,实非一般的法师可比。至于他支持义通的具体事例,因为不见记载,也只好付诸阙如了。

  以上约略介绍了钱弘俶护持天台宗的事迹,从中可见,宋代天台宗的中兴,钱弘俶实为一大功臣。以下引用《四明尊者教行录》的编者宗晓的一段话,既作为吴越王钱弘俶与诸高僧大德关系的总结,也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抑有以见古人不以势位为间,而道眼相照于天人之际,有如此者,是必灵山同佛付嘱故。一以忠烈辅世,一以愿力洪法。虽世出世殊,而泽及后昆,至于无穷,其揆一也。(《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七)

相关文章

猜你喜欢

  • 初识佛法

  • 佛学课本

  • 佛光教科书

版权所有:心经原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