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遂宁广德寺住持普正

雨季安居(Varsika)是佛制戒律之一。其制定因缘如《五分律》所说：“佛在舍卫城，尔时诸比丘春夏冬一切时游行，蹈杀虫草担衣物重疲弊道路。诸居士见，讥诃言：‘此诸外道沙门、婆罗门，尚知三时，夏则安居，众鸟犹作巢窟住止其中，而诸比丘不知三时，应行不行，常说少欲慈愍护念众生，而今践蹈，无仁恻心，无沙门行，破沙门法。’诸长老比丘闻种种诃责，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汝等实尔不？’答言：‘实尔，世尊。’佛种种诃责已，告诸比丘：‘不应一切时游行，犯者突吉罗。’从今听夏结安居。’”

所谓“三时”，按照玄奘法师的说法，“如来圣教，岁为三时，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热时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时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时也。”按照上述《五分律》的记载，佛陀制定“夏安居”的原因是，比丘们在雨季游行，容易踩杀路上爬行的虫子，踩断地面上的草木(印度人认为这也是有命根的)，而且道路泥泞，比丘负重行走，容易破坏道路，也就是说，佛陀制定安居戒律，除了慈忍不杀之外，还有保护环境的考虑；有关制定此戒的因缘，《四分律》除了“蹈杀生草木”外，另有“夏月天暴雨水大涨，漂失衣钵、坐具、针筒”的记载，亦即比丘在这个季节出行不安全，容易损失财物甚至危害生命；《十诵律》则单纯认为雨季游行会“践蹋生草，夺诸虫命”。总起来看，佛初制安居戒律，主要是从比丘雨季出行不合时宜的角度出发的。等到普遍实行安居戒律后，佛陀发现比丘集中修学三个月，不仅可以远离世人讥嫌，更有利于弟子们的道业进步，如道宣律师所说：“坐夏离三过：一、无事游行，妨修出业；二、损伤物命，违慈实深；三、所为既非，故招世谤。”(《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

佛陀时代雨季安居的困难之一是安居的地方不太好找。按照《四分律》的记载，当时比丘有“露处安居”者，结果三个月下来，因为风吹日晒而“形体黑瘦，皮肤剥裂”，还有在树上安居者，大小便使得树神瞋嫌，还有“在无救护处安居为贼劫夺”者，“在冢间安居为非人所恼”者，“在空树中安居为毒虫所困”者，“在皮覆屋中安居鼻内生肉”者，这都为佛陀所禁止；还有在树下、山窟、船上、小屋等处安居者，当时规定山窟、小屋只要“起不碍头，坐趣容膝，亦足障水雨”就可以了，也有依随牧牛者、压油人、砍柴者安居者，他们移动，比丘们也只好跟着移动，固定“依聚落安居”并不是普遍实行的方法，至于建立僧伽蓝集中安居更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当时雨季安居的困难之二是饮食供养不易筹办，如佛陀有安居三月食马麦之传言，再有一年因为闹饥馑，前往摩竭国安居的比丘们饿得“羸瘦憔悴”，前往婆求末河的比丘们因为虚妄称赞而较易获得饮食，结果遭到佛陀的呵责。又因为种种原因比丘不得不外出，故有七日乃至四十日开遮之举。

当时雨季安居，对于比丘们的“作业”佛陀并无专门规定，大体是根据自身情况继续进行修行而已。佛陀安居期间多有为弟子说法的记载，而证得无学果位的佛弟子也有为众人讲说佛法乃至营建僧伽蓝者：

尊者富楼那……至西方输卢那人间游行，到已，夏安居，为五百优婆塞说法，建立五百僧伽蓝，绳床．卧褥．供养众具悉皆备足。

——《杂阿含》311经

有的弟子趁着安居勤修本业，务使有所成就，如：

“调达未得神通，不能得去，羞耻益深，便作是念，我今当问修神通道，便往白佛，愿佛为我说修通法，佛即为说，调达受学，安居之中便获神通。”

——《五分律》卷3

“唯富那奇，结使深重，佛为说法，未能畅达，精诚困笃，始入初果，勤精修习，无有休懈，时诸比丘，安居日近，佛听各各随意安居，时富那奇，往白佛言，弟子欲往至放钵国安居三月，唯愿见听。……时富那奇，于彼国中，勤修不懈，尽诸结使，心忽开解，获无漏证，安居已竟，便辞檀越。”

——《贤愚经?富那奇缘品》

弟子们安居期间修行本业，修行中遇到的问题则可等到安居结束后集中向佛陀请问：“尔时诸比丘，各处异国，随意安居，经九十日安居已竟，各诣佛所，谘受圣教。”

——《贤愚经?七瓶金施品》

另有年少比丘，还未娴熟进修道业者，则正好趁安居之时多向上座比丘学习，上座比丘应加以摄受，这是佛欢喜的“正法”：“夏安居……诸年少比丘，往诣上座比丘所，礼诸上座足已，于一面坐。时诸上座比丘作是念：我等当摄受此诸年少比丘，或一人受一人，或一人受二三多人，作是念已，即便摄受，或一人受一人，或受二三多人，或有上座，乃至受六十人。”

——《佛为年少比丘说正事经》

统观佛陀时代结夏安居的戒律，有一从消极遮止意义而向积极的专心修行意义的转变。这一精神完全为汉传佛教所继承，其概括结夏安居的意义为“进道护生”(白云守端禅师)、“克期进修不舍寸阴，护惜生命行兼慈忍”(《百丈清规》)，且“进道”的积极意义超过了“护生”，因为汉地终究不同于印度雨季之草木繁茂、蚊虫孽生，“禁足护生”的意义甚至可以略而不提，如龙门清远禅师所说：“故我释迦如来在日，建立个方便门庭，亦无如许多事，每至结足安居，不相往来，各各求证道果，于九十日中，或有所得，或无所得，或有疑虑，或无疑虑，或有罪，或无罪，至休夏自恣之日，方诣佛所，各呈已见，求佛印可，故谓之自恣。”(《古尊宿语录》卷31)

在此基础上，汉地佛教的安居之戒制又有所损益：

一是冬参夏讲(学)制度的设立。汉地并不存在雨季不方便出行的问题，倒是冬季严寒，行旅颇为不便，于是汉地一些禅宗道场仿照夏季安居的办法，制定“结冬”之制，即从阴历十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十五日集中坐禅。

二是各宗派形成不同的安居模式。如上述禅宗道场施行“冬参夏讲(学)”制度，主要是从方便修学本宗道业的角度出发的，至于律寺，则趁安居之时，专门精研戒律，如《沙弥律仪要略述义》认为，“夏者盛也，谓万物茂盛之时也。佛制受戒者，至于夏间，应当加工用行，精进修持，亦如万物茂盛。”由此形成“坐夏”、“夏腊”的观念。而见月律师认为夏季安居中比丘当依广诵毗尼的律师为依止，并针对不同的修学层次登记有“依处不依人，依人不依处”的规定。

三是各宗道场在安居期间都颇为看重初学戒律的学习。即便讲究“冬参夏讲”的禅宗道场，也有“五夏巳前，专精戒律，五夏巳后，方乃听教参禅”的规定，因为“初受戒人，行持五年，戒品坚牢，则不为境风摇夺，亦犹树木培植五载，枝干粗壮，则不怕霜雪所雹也。”

汉地佛教形成的安居观念及其戒律是一项优良的传统，是寺庙及僧团的基础制度，对于今天迫在眉睫的道风建设而言，它具有如下意义：

从消极意义层面上讲，严格遵照佛制安居，可以在这一段时间内尽可能地避开尘俗，从而也就可以减少社会上的讥嫌，维护僧团良好形象。佛陀时代，人们讥嫌的理由是雨季游行会“践蹋生草，夺诸虫命，疲弊道路”，现代社会人们讥嫌的理由则是“到处攀援，从世俗业”等，讥嫌理由虽然不同，但损伤僧团形象则一也。佛陀时代，比丘们在各种艰苦条件下犹能坚持安居，现在僧团衣食无忧、住所无阙，更没有任何理由不按戒制进行安居了。

从积极意义层面上讲，严格遵照佛制安居，可以进德修业。无论是佛陀时代的“安居”，还是汉传佛教的“坐夏”，都有一个原则，即根据个人不同情况，因病予药，集中修行，以期提高僧格、促进个人道业。现在大陆很多寺院大都借鉴过去禅宗道场“冬参夏讲”的做法，夏安居时多以讲经为主。但愚以为这并没有达到安居最佳的积极效果，针对现在僧团普遍存在的问题，还是应该恢复过去各宗道场普遍重视戒律学习的做法。

从深层意义层面上讲，严格遵照佛制安居，可以逐渐养成尊重僧人戒德、夏腊的风气，大众和合而住，以戒腊或德行厘定僧团内在秩序，从而避免“依据世俗能力进行定位，无形中将僧团导向世俗化”的倾向(济群法师：《一个根本，三大纲领》)。

总之，中国当代佛教应该重视佛制安居制度，并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损益，对于各地寺庙的道风建设以及提升中国佛教21世纪的整体形象，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