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世界各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因此藏经洞里到底藏了多少遗书？这个问题至今还是一个迷。有人推测三四万、有人认为是六七万，也有人认为总数大约在十万左右。据笔者推测，如果将撕成几截的卷子都缀合起来，算作一件，那么其中汉文文献的总数大约不会超过四万件。

　　藏经洞中以佛教文献数量最多，要占到总数的90%至95%左右。这些佛教文献大约包括如下一些内容：

　　（一）大藏经已收之经、律、论着作。这部分着作又占据了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的绝大部分，由于敦煌遗书的年代比传世的刻本藏经要早得多，因此，它反映了这些着作较早的形态，有着较高的校勘价值。尤其一些抄写精良的官方写本，更是如此。此外，这些着作的写本末尾不少都附有题记，往往会提供给我们不少意想不到的宝贵资料。

　　（二）未入藏的经、律、论着作。敦煌遗书中有一批经、律、论着作是传世的汉文大藏经所没有收入的。例如署名为龙树着的《因缘心论颂》《因缘心论释》；据说是佛说的《大乘四法经》；署名为世亲的《大乘四法经释》；署名为马鸣的《八种粗重犯堕》等。这些着作有些是敦煌被吐蕃占领时期从藏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未被汉文大藏经所收。我们知道，龙树、世亲、马鸣都是印度佛教着名僧人。因此，敦煌资料的出现为我们研究他们的着作与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三）疑伪经。

　　（四）经论律章疏。传统的大藏经一般只注意搜集翻译的经典，对这些中国人自己所撰的章疏不甚重视。而正是这些章疏反映了中国人是怎么理解及发展印度佛教思想的，对我们研究中国佛教具有重大意义。在这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一大批古佚章疏就显得非常宝贵了。

　　（五）经录。佛经目录是我们研究佛经最基本、最原始的资料。以前我们只能看到传世大藏经中所保存的若干标准经录，敦煌遗书中则保存了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许多经录。比如品次录、流通录、藏经录、点勘录、配补录、转经录、抄经录等等，为我们了解古代藏经的抄写、管理、流通、配补等一系列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中像伯3010号，解开了大藏经的帙号这一千古之迷。

　　（六）反映寺院宗教活动的材料。例如已引起学者们广泛注意的变文、讲经文就是在寺院宗教活动上唱讲的。还有如授戒的牒文，进行布萨（佛教僧侣或信徒为更好地遵守戒律而定期举行的一种宗教活动）的记录、寺院的僧人名单等等，反映了敦煌寺院的实际活动状况。这可以作为我们以敦煌为标本来研究中国佛教的实际活动的珍贵史料。

　　（七）反映寺院经济活动的材料。敦煌遗书中大量关于寺户上役活动的记载、借契单据、入破历，反映了寺院的阶级关系与经济形态，已引起学者的注目。如姜伯勤先生利用这些材料写成了《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对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作出卓越的贡献。

　　（八）其它，这里包括大量的僧人诗文、邈真赞等遗书，它们既是文学作品，也是当时僧人生活的实录。

　　总之，敦煌遗书中所存与佛教有关的卷子确是一大宝库。这一宝库至今仍缺乏系统的整理与研究，有许多领域至今无人探索，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对它产生兴趣，共同努力，把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