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与坐标——《中国佛教文化大观》跋一

　　方广锠

　　最近应邀到日本从事半年合作研究,适逢中国佛教协会与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在京都举行,遂往参加。与前几届不同的是,这一届虽然名称仍叫“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实际上参加者扩展到韩国。反映了国际间在佛教研究方面加强合作与交流的趋势。

　　会上一位韩国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东北亚佛教在佛教世界化中的作用”,他提出:“现代东北亚佛教所面临的最大佛教事业就是佛教的世界化运动。所谓的佛教世界化运动就是指向世界传播佛教思想。”他认为,南传上座部小乘佛教因为本身固有的种种问题,不可能承担起这一重任,因此,“佛教的世界化由发展了佛教的根本思想,最后完善成为大乘佛教思想的北方佛教(方按:指以韩、中、日为中心的东北亚佛教)来实现比较合适。”他由此提出实现佛教世界化的方案,诸如成立国际性布教机构、设立国际性财团、培养与派遣布教师、英译佛教典籍等等。他的发言引起各种议论。有人问:“中、日、韩佛教各有特点,又如何组织一个统一的机构呢?”有人说:“组织这样的机构,进行这样的传教,恐怕已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还会引发政治问题。”

　　我在台下坐着,一边听,一边想,作为一个佛教徒,具有这种传教的热诚,应该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的佛教徒,是否也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在现实世界中,佛教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已经有了两千多年历史的佛教,将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前些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发起东西方宗教的对话。去年,这位教授曾经率队到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阐述他东西方宗教对话的理论。在他看来,东西方的宗教都有其合理性,因此,需要通过对话这种方式来相互了解,得到沟通。从而使东西方人民加强友谊,避免冲突。一百年前,大部分西方人总认为基督教是世界的唯一真理,企图用基督教来教化与征服世界。一百年以后,很多西方人都认识到东方文化有其固有的活力与魅力,需要了解,需要沟通,需要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那么,对我们东方人来说,是不是也应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跟上时代呢?

　　人之区别于动物界,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有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也是诸种宗教得以产生的动力之一。由于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各种不同的社会条件、也由于创教教主的个人条件,大家对真善美的理解不同,追求自然各异。各种不同的宗教由是出现。古代,一个宗教一旦创立,总是宣布自己不但已经发现了真善美,而且垄断了通向真善美的道路。宣布要想得到解脱,唯有入我门来,否则只能永远在地狱中经受魔火的煎熬。现代的人,是不是应该聪明一点了呢?

　　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真理?这个问题以前曾经长期争论,今后也许还会争论下去。在我看来,绝对真理犹如人们所追求的真善美的理想,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所把握的,只是一个一个的相对真理。当然,“无数相对真理之和,等于绝对真理”。然而,无论作为个体的人还是集体的人,所能够把握的,都是“有数”的,永远不可能把握“无数”。因此,现实世界中没有“绝对真理”,没有不可以超越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人,如果宣称他已经把握了绝对真理,把握了亘古於今的教条,只不过说明他已经陷入思想的僵化,宣布他将从此走向停滞与枯萎。其实,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佛教在两千年以前已经用佛教的语言说明了这一点: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变迁的,都不是绝对的存在;只有彼岸世界的无为法,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存在的。但是,人们往往贵己贱人,党同伐异,遂使纷争不断。

　　当然,我不是说人应该满足于已经达成的相对真理,不要再去追求绝对真理,追求理想。人是应该有点理想的,人正是在不断克服相对真理、逼近绝对真理的过程中完善自己并推动社会的发展。问题在于追求一个新的目标时必须首先明白自己当前的坐标点,这才能设定出从当前坐标点到目标点之间的最佳路线。而明白自己当前的坐标点,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所以从来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中国的佛教,衰微已极。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去年曾经在上海参加一个佛教界的会议,会上僧俗两界对当前佛教的现状以及如何加以改善发表了许多意见,尤其对某些人道风的败坏深恶痛绝。我认为,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社会团体,鱼龙混杂乃正常现象。道风的问题自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大问题,但从历史上看,即使在佛教最为兴盛的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个问题也始终存在。因此,不是由于道风的败坏引起佛教的衰微,而是由于佛教的衰微加重了道风的败坏。在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代僧尼、寺院的数量最多,但人们却都认为隋唐时期佛教最兴盛,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隋唐诸宗勃兴,佛教理论大发展。以至我们如果离开佛教就无法阐述隋唐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北宋以后,佛教急剧衰落,其主要表现是什么?首先仍然是理论的衰落。此时在思想界独擅胜场的是宋明理学,佛教几乎占不上一席之地。因此,从佛教本身来看,由思想僵化而引起的理论的退滞,应该是佛教衰微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解放思想,也就应该是佛教应因现实社会的第一步。要解放思想,应因社会,首先也必须对自己的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亦即“贵有自知之明”。

　　佛教有其宗教的层面,有其文化的层面。两者既不能截然分开,又有一定的差异。就宗教的层面而言,应该说,存在着的东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然,如果它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将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各种宗教不断提高其文化品位,则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所以本书力图从文化的层面来考察佛教。历史上,中国的佛教曾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过积极的影响,也有过消极的影响。温故可以知新,鉴往可以知来,所以我们编纂这一本《中国佛教文化大观》的目的是想通过对以往历史的回顾,探索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进一步理解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与中国佛教的将来。

　　本书的题目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江溶、刘芳两位出的。题目如此之大,本人的学力又有限,勉力为之,做出来的文章往往吃力不讨好。从我与袁坚同志最初酝酿、设计提纲、组织作者,到撰写、修正、定稿,其间整整经历了五年。五年来,三十多位编委(亦即本书的作者)参与了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其中既有旧友,又有新知,都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在此我衷心感谢他们的支持与信任。由于从酝酿到定稿时间很长,与一切事物一样,我们自己的思想也在变化之中。因此,最后的定稿与最初的设想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也由于这一原因,好几位作者按照原设想要求写来的稿子最后没有能够收入采纳或者没有能够全部采纳,有的则做了较大的改动,这是我作为主编要向这几位先生道歉的。作为本书的主持人,我还要向王尧先生表示特别的感谢,感谢他对本书的支持以及为本书付出的大量心血与劳动。另外,方立天先生、荣新江先生慨然答应我使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江溶、刘芳两位反复审阅全稿,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不少稿件曾多次反复修改。没有两位的巨大劳动,不会有本书的出版,这也是应该特别提出的。最后,要感谢任继愈先生对本书的指导以及在百忙中特意为本书所作的序言。

　　全书由我执笔的章节约占四分之一。全书由我修正、定稿,不少章节由我改写或重写。所以,本书的不足之处,应该由我承担。恳切希望诸方朋友提出宝贵意见。

　　方广锠

　　1994年10月25日于日本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