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大藏经史(法藏文库本)自序

　　方广锠

　　1984年秋天起,我跟从任继愈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先生给我的任务是通读敦煌遗书,搞清楚哪些佛教文献是大藏经中不收的,整理后收入新编的《中华大藏经》。先生并要求我在阅读敦煌遗书的过程中,注意敦煌佛教的特点,争取写出一部《敦煌佛教史》。

　　从1984年下半年到1987年底,三年多的的时间里,我基本沉在敦煌遗书与大藏经中。开始是一号一号地阅读敦煌遗书,越读越茫然。见目不见林,自然难免会坠入五里雾中。心里着急,怎么办呢?当时我还是敦煌遗书“避难说”的信奉者。我想,既然这批遗书是敦煌僧人在遭遇危险时宝藏的典籍,想必会把有关目录也收藏在一起。如果能够把这个目录找到,就可以掌握敦煌遗书的全貌。这时再来清理其中到底哪些典籍未入藏,就可以事半功倍。于是我开始注意收集与研究敦煌遗书中保存的那些各式各样的佛经目录。

　　不知不觉,窗外的树叶掉了又绿,绿了又掉。日语形容时间过的快,有一个词,叫“ぁとぃぅ间に”,就是眼睛一霎的意思。我也是“ぁとぃぅ间に”竟然到了1987年底。按规定,博士的学习年限为三年,同期进校的同学,已经一个个通过论文答辩,毕业了。而我还沉在敦煌遗书与大藏经中,不知春夏秋冬。这时开始着急自己的论文。写什么呢?写敦煌佛教史?自己觉得还没有能够真正把握敦煌佛教的特点。写敦煌遗书中哪些典籍未为大藏经所收?但这个工作工程量之大,远远超出想象。再给我十年,也未必能够拉出一张完整的清单。想来想去,还是以敦煌遗书中的佛经目录为对象最合适。因为三年来,我已经收罗了一大批此种目录。并通过研究,发现了一系列问题,可以补前人的缺漏或发前人之未见。其中有些问题,在大藏经发展史上应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于是在得到先生同意后,将论文题目暂定为《敦煌遗书佛教经录研究》。敦煌遗书中的佛教经录,总数有300多号,比较庞杂。其中有些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有些则属一般。我最初的设想,就是对这些经录分类研究,写出一篇篇的专题报告。这样组成的博士论文,也就是一本关于敦煌佛教经录研究的专题论文集。但在我先后向黄心川先生与季羡林先生汇报我的论文设想时,受到他们的批评。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博士论文应该是一本专着,一个整体,不能是一个专题论文集。要求我必须用一根主线将全书贯穿起来。但如何把这些庞杂的经录纂为一个整体,实在是一个难题。考虑到敦煌遗书及其保存的经录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写本大藏经的情况,所以决定舍弃经录中那些与大藏经关系不密切的内容,集中论述古代写本大藏经。而由于敦煌遗书及其保存的经录主要反映的是八——十世纪的大藏经面貌,于是经任先生同意,把论文题目改为前述《八——十世纪的中国汉文写本大藏经》。

　　论文的写作与答辩都很顺利。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给与较高的评价。1991年3月,论文初版。出版时,新增了关于“皇家的干预和大藏的形成”的内容,并把《〈开元录入藏录〉复原拟目》作为附录,附在书后。由于该论文实际反映了佛教大藏经的一段形成史,所以出版时将名称改为《八——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

　　坦率地说,本来我以为像这样过于专门的书是不会有人看的。我曾经说,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大概不会超过20人。但是没有想到,海外,特别是日本学术界对本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初版3000多本,也很快脱销。其后,不断有人向我打听何处可以买到此书,也有出版社表示愿意重印。但我一直拒绝原样重印。主要原因是初版仓促,校对疏忽,错误甚多。其后,随着时间的流驰,我对书中的某些观点开始不满;对某些部分,则因新资料的出现,觉得应该增补;对某些以前没有讲透或没有涉及的地方,觉得应该补充。这样,我就更加不愿意将本书匆忙再印。在拙作《敦煌学佛教学论丛》(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8月)的后记中,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鲁迅先生曾说他是“不悔少作”,那当然由于他的文章都是千锤百炼,以至字字如金。我则深感写文章也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常常是文章刚写完时,自己觉得在文章中提出了或解决了一个或几个问题,既轻松,又自得。但后来就觉得不满意,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及新资料的发现,不满意的程度越来越深,有时甚至觉得无地自容。所以我总不放过可能的修改机会,以免谬种害人。

　　这段话拿过来形容我对本书的态度,也是十分恰当的。

　　此次借收入博士文库的机会,对本书作了如下一些修订增补。一、增补了“北新876号研究”、“俄藏《大乘入藏录卷上》研究”两部分。增补了一批敦煌遗书,散于全书各处。二、不少章节有重大修改,如导言等;有些章节则全部推倒重写,如“《沙州乞经状》研究”、“禅藏”等。三、将原附录一《吐蕃统治时期敦煌龙兴寺藏经目录》、附录二“敦煌遗书伯3010号录文”分别安置在相关的研究之后,便于对照阅读。四、对全书文字作了订正,并核对了引文。在观点方面,原书主张从《开元录》撰成到北宋刊刻《开宝藏》为写本藏经的全国统一化阶段。增订本则改为从会昌废佛到《开宝藏》为写本藏经的全国统一化阶段。其实,这个观点我早已改变,并写在前此发表的一些书籍与论文中。除了这个比较重大的观点改变外,增订本与原书在观点上没有重大出入。只是有些问题以前没有展开论述,或者只是略微点题,而这次论述得更加充分一点。比如为了强调了信仰性佛教对大藏经类型变化的影响,特别加入“俄藏《大乘入藏录卷上》研究”部分。从总体看,这次增补修订的量是比较大的。按照有关规定,修订超过30%算新书,本书自然也可以算是新书了。

　　虽则如此,我对这个增订本仍然是很不满意的。首先,写本藏经的发展包括四个阶段,10多年以前未能把这四个阶段叙述完整;10多年以后还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有点无法交待。其次,就写本藏经的结构演化而言,并非到《开元录》就完成了。《开元录》以后,写本藏经的结构在细部仍有调整。包括《开元录入藏录》已收部分、《开元录入藏录》未收部分等,都在不断的调整中。这也是写本藏经形成不同系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书对此没有涉及。再次,园照的《续开元录》在大藏经形成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本书没有给与它必要的篇幅。第四,《广品历章》、《慧琳音义》、《可洪音义》实际都是现前藏经的目录,对上述三部资料的个案研究,可以勾勒当时写本藏经的全貌。但本书对此付之阙如。第五,写本藏经与刻本藏经是怎样衔接的?具体地讲,《开宝藏》利用四川的一部什么样的写本藏经刻成?《契丹藏》是依据诠明(又名诠晓)主持编纂的一部写本藏经刻成。这部写本藏经的基本特点是什么?而南方的《崇宁藏》、《毗卢藏》又是依据一部什么样的写本藏经刻成?北方、中原、南方三个系统的写本藏经,为什么唯有北方系与《开元录入藏录》相符合?除了上述反映在刻本藏经中的三个系统之外,当时是否还存在其他类型的大藏经?这些问题,本书都没有涉及。第六,《开宝藏》刊成后,写本藏经并没有马上灭绝,而是在相当长时间内与刻本藏经共同流通。大体是北宋是写本、刻本共同流通期,以写本为主。南宋起写本逐渐湮没,刻本取代写本。因此,北宋时期是我国写本藏经十分兴盛的时期,所修造的写本藏经精美绝伦。至今保存的《金粟山大藏经》、《法喜寺大藏经》、《大和宁国大藏经》等多部北宋写本藏经零本为我们提供了实物证据。但本书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涉及。因此,且不说增订本中必然会存在的疏漏、笔误、误植等等,仅上述六大问题,就说明增订本还要再增订。

　　应该说,上述问题,绝大部分都是我在10多年前撰写博士论文时已经意识到的,资料收集在当时也已经完成。但当时不愿意把博士课程的学习拖到第五年,想赶快完成论文,赶快毕业。便把上述问题放下,准备以后再作增补。没有想到一放就是10多年,至今没有机会重新回到这个课题上。我希望在完成了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敦煌遗书总目录》之后,能够重新写一本完整的《写本大藏经史》。

　　本书的修订量这么大,也带来一个问题。因为按照博士文库编纂者的设想,希望收入博士文库的论文能够原样不动,尽量保存一份历史的真实。这说明博士文库的编纂者具有为历史负责的卓见,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我想,博士文库除了有保存历史资料的功能外,毕竟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传播知识的媒介。而传播的知识,自然以尽量准确为好。如果作者本人都认为错了,还原封不动地把那错误知识传播出去,那未免既不对读者负责,也不对自己负责。但是,如果修改而不加说明地重新出版,就是不对历史负责。如何跳出这个两难的怪圈呢?我的办法是两条:第一,在这篇《增订本自序》中说明我的写作原委与修订概要。第二,告诉大家两个信息:我的博士论文的1988年油印原版本,分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收藏库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两处。本书的初版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出版,有些图书馆有收藏。如果那位先生有兴趣,想看看油印本与初版本如何错误百出,可以找来覆按。

　　本书1991年出版前,德国华裔学志社的弥维礼先生表示要将本书翻译为英文,作为华裔学志丛书之一介绍给西方的读者,并正式开始着手翻译。应他的要求,我写了一篇《英译本自序》,内容主要是向西方读者简要介绍汉文大藏经的重要价值。本书初版时,我把这篇序言也附在卷首。但后来弥维礼先生工作发生变化,离华回国,本书的翻译也就中止了。几年前我遇见他,他表示如果有可能,他还是想把这个工作做完。但到底是否能够如愿,他也没有把握。所以,本书的英文本实际并不存在。曾有先生看到本书卷首所附《英译本自序》,以为本书的英译本已经出版,这是一个误解。在此,我有责任说明情况。这次的增订本应将该《英译本自序》删除,以免再造成误解。但敝帚自珍,还是作为一种历史纪录,附在这里吧。

　　方广锠

　　2000年12月19日于太阳宫寓所

　　附:英译本自序

　　在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的典籍最为浩瀚。佛教徒认为:“论益物深,无过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故《胜天王般若经》云:‘若供养法,即供养佛’。是知法教津流,乃传万代。”[1]佛教典籍因是佛法的结集与代表,所以受到佛教徒的高度重视,他们历代把搜集、翻译、整理、传写、供养佛教典籍当作一件大事,从而促使各种类形的大藏经得以形成。

　　现在尚流传于世界、且自成体系的佛教大藏经主要有三种:南传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藏文甘殊尔、丹殊尔。梵文佛典虽仍有留存,且近年来不断有新的梵文佛典被发现,但大抵均为单部残页。虽然它的研究价值不能低估,但毕竟已不足成为完整的大藏。另外,中国还保存有完整的傣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出土不少残缺不全的西夏文大藏经,但上述佛藏基本是从前述三种主要的佛藏转译的。因此,巴利语三藏、汉文大藏经及藏文甘殊尔、丹殊尔等三种佛藏在佛教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就上述三种主要的佛藏而言,汉文大藏经所收经籍的数量最多,其经籍所涉及的时代跨度最大,地区涵盖面最广,所包容的佛教派别也最多。因此,巴利语及藏文佛藏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的研究价值,汉文大藏经的价值显然更值得人们重视。

　　近代以来,西方的佛教学者大抵沿着巴利语佛典——梵文佛典——藏文佛典这么一条路线来展开佛教研究,从事汉文佛典研究的人相对来说较少,这种情况与汉文佛典本身的价值相比很不相称。所以形成这么一种局面,除了其它种种原因外,语言的障碍及对汉文大藏经及其价值不甚了解,大约也是重要因素。现在,有的学者已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中外都有学者在呼吁并从事汉文佛典的英译工作。我深信,更多的人会越来越认识到汉文佛典的重要价值,从而对它展开深入的研究,而汉文大藏经也会在这一过程中,为人类文化的重建与发展作出它应有的贡献。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佛教研究工作者,我既为祖先留下的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而自豪,同时也油然产生一种责任感,这就是我们应该认认真真地做好搜集、整理、校勘、研究等一系列基础性工作,使后来的使用者能得到一份完整、可靠、实用、科学的资料。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确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自从1984年我跟从任继愈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在导师的安排、指导下,一直在从事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及佛教文献学、大藏经史的研究。本书的基础即是我的博士论文。承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弥维礼博士美意,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将此书译为英文,把它作为华裔学志丛书之一介绍给西方的同行们。在此,我对他辛勤的劳动表示衷心的谢意。几百年前,利玛窦等西方学者曾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杰出的贡献,中国人民至今纪念他们。今天,赖有弥维礼博士这么一批对中国文化抱有深厚感情的学者默默地但卓有成效地向西方介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以进一步沟通双方的联系和了解。他们的工作是十分有意义的,中国人民同样不会忘记他们。如果本书对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大藏经有所帮助,并进而对研究大藏经产生兴趣,笔者将感到无比欣慰。

　　方广锠

　　1990年5月1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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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正藏》,第49卷第120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