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注一）

太虚法师（1890—1947）是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佛教领袖，曾任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教学会会长、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他针对清末以来佛教界的种种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号，主张在教理、教制、教产三个方面实行革新，规划创建新型的僧团组织和制度，他主张推行贴近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人生佛教”，并致力发展佛教教育。

心系民族，振臂高呼

作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太虚法师在“九·一八”事变后，针对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面，义不容辞地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严正谴责，同时以亚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为计，希望佛教徒承担起维护正义的责任，协同一致，消除战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损害。

他引史为鉴，指出现代欧洲国家正因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极端化，从而使欧洲文明陷于全面崩溃的末路。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不但堵塞了亚洲民族文化复兴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导西方国家共趋世界和平、大同的机会，而且可能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说：“中国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数十年来所造成之政治的经济的优势，殆将一举而归于毁灭，亦宁日本之利！”他劝导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际，应秉承佛训，发扬大乘菩萨遏止暴力的无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军阀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则当与全亚洲佛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动”。

作为中国人，一个坚持正义和民族尊严的人，太虚法师的抗日救国立场是坚定的。作为关心人类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视野，不愿看到中日两国操戈，使方兴未艾的东方文明毁于战争的硫酸池。基于前者，他关注时事，随日本军事侵略的升级而表现响应的强硬姿态，如进行各种护国讲演，发表抗战、备战言论，号召创组“佛教青年护国团”。基于后者，他不顾亲日通敌的嫌疑，仍与日本佛教界保持联系，致力国际亲善，谋挽千钧一发。这使他在卢沟桥事变前，既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仇视，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国人疑谤。

1937年冯玉祥将军为太虚法师题词

“七·七事变”后，太虚法师电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万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庞大数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军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应当真切的知耻，体念佛教宗旨，实现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应知之耻，和佛教徒应如此雪耻。”同时以中国佛学会理事长名义，电告全国佛教徒：

“兹值我国或东亚或全球大难临头，我等均应本佛慈悲：

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止暴，克保人类和平。

二、于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

三、练习后防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灌输民众防空放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各各随宜尽力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沦陷，中佛会负责人圆瑛法师等未及时西迁。为粉碎日本利用沦陷区佛教会惑乱视听的阴谋，他与章嘉活佛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在京沪的中国佛教会机构，断绝与各沦陷区佛教会的关系，捍卫了战时佛教会的纯洁性。

太虚法师把佛教理念和抗战纲领联系起来，先后作《降魔救世与抗战救国》、《佛教徒如何雪耻》等多次公开讲演，说明遮止罪恶是佛法慈悲普济精神的积极体现，二者相辅相成，绝无违悖：“中国为国家民族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立为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故显扬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战精神，而是促进增高抗战精神的”。

武力防御，文化进攻

1938年，太虚和藏传佛教爱国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庆发表《通告全国佛教徒加强组织以抗倭书》，获得华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会及在重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及会员的拥护。

同年7月，部分理、监事决定在重庆罗汉寺设立中佛会临时办事处，推选太虚主持。该办事处曾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成为佛教界重要的抗战力量。

办事处后因重庆屡遭轰炸，只得迁往重庆北碚缙云寺，但却能在困难的条件下与大后方各省市分会保持着联络。

1939年9月，太虚法师于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邵力子、陈真如等主持）欢送会中，法师据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号召佛教徒献身抗日救亡运动。

同时，他还邀请学者名流上缙云寺讲学，让僧侣师生了解世界。其时，重庆城里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于右任、冯玉祥、郭沫若、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讲学，梁漱溟、顾毓（王秀）、田汉、梅贻琦以及孔祥熙、张治中、张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游历，还有不少外国来宾、远方僧侣，因此留下不少诗赋墨宝。太虚法师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通过与文化界的交流、沟通，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

老舍手迹（写于重庆北碚缙云寺）

出访海外，疏通滇缅

抗战期间，东南亚国家通过滇缅公路向中国运送大量的抗日物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重要生命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煽动缅甸人民反对开放滇缅公路，大造谣言，说中国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诬陷“中国赤祸蔓延，共产党毁灭宗教”，谎称侵华战争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在日本的谣言蛊惑下，缅甸关闭了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

1939年11月，太虚法师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组成国际佛教访问团，万里迢迢出访缅甸、锡兰、印度等国，“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地佛教领袖，藉以联络同仁之感情，阐扬我佛之法化，并宣示中国民族独立生存与公平正义之奋斗，佛教徒亦同在团结一致中而努力。”

“在缅甸时，曾将我国抗战情形，详为报告，盖该处为我国抗战命脉，关系至为密切，国际宣传未容或缺。经余解释后，缅即组织一访问团，赴华访问。后至印度时，则从事文化之探讨。……赴印目的，即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华文化之兴趣。经锡兰，本团最大工作，为佛教联络，当余抵锡时，首相、市长及各显要均至舟站观侯，且开多处盛大欢迎会。僧长及余坐于中间，其他官民分列两旁，先受三皈依。锡兰为欧美交通孔道，且为佛国，实为国际宣传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鲁亦主持欢迎，甘地、泰戈尔都曾访问过。”

7个月后，访问团回到昆明。站在疮痍满目的祖国大地上，成功履行外交使命的荣耀毫无重量；而恒河之畔历劫仅存的残损、寂寞而依然庄严的释迦遗迹，那些断裂的精美石幢，空旷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树，更使他胸中充满忧患的回响。还能为此做多少工作呢？他感到也许不多了，惟有将所剩的时间与佛教、祖国贴得再近些，相依为命吧。他给门生的信中说：

“你们祝我寿，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学生会努力筹备！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兹会。”

通过太虚法师的出访，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敌方阴谋，滇缅公路重新开通。

太虚法师抗日护国事迹年表（注二）

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变”，柏林教理院因经费无着停办。世苑筹备处移南京佛国寺。太虚发表《为九一八事变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勉励发扬佛陀救世精神，维护世界和平。

一九三三年 五月，时日军占榆关，侵热河，国难曰深。太虚于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并电《劝全国佛教青年组护国团》，主张部分从军抗暴，部分助捐、组救护队，慰祷队、运输队等。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七事变”爆发，国难教难，日深一日，太虚致电发表《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又电《告全国佛徒》等文件，以号召反侵略、卫和平。 汉藏教理院学生，实施军事防护训练。汉口正信会成立救护队。

一九三八年 章嘉、太虚等于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宣布废止沦陷区中佛会机构，并发出通电，告党政机关及全国佛教徒。 太虚设尼众避难林于重庆江北塔坪寺，收容入川尼众。

一九三九年 四月，受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亦聘之为名誉主席。 八月，云南省佛教会理监事联席会议，公推太虚为整理鸡足山导师。云南省僧众救护队成立。 西南国际路线日形重要，太虚组织之“佛教访问团”终得朝野重视，拨给费用，由政府函聘为访问团团长，以佛教徒自动组织名义，赴南洋、印度一带访问。于十二月抵达缅甸，次年五月返国。 十二月，太虚建议发起滇西特区佛教会，教育夷僧，转化夷人，提高其文化水平。 是年，太虚作《佛教的护国与护世》、《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

一九四零年 一月，太虚抵印度，曾会见当时泰戈尔，尼赫鲁及继承达磨波罗负责摩诃菩提会的法理性海氏，并应甘地的邀请抵瓦耳达。 在印度，曾出席印度文化协会，为永久会员。朝礼印度圣迹：菩提伽耶金刚塔、尼连河、灵鹫山、七叶窟、竹林精舍遗址、那烂陀遗址、转法轮塔、五比丘纪念塔、阿育王石柱、中华寺、拘尸那、岚毘尼园、舍卫城及祇园故址、楞伽山等处。 佛教访问团，分别参访了缅甸、印度、尼泊尔、锡兰、新加坡各国；当时因暹罗排华，情势恶化，故直接由西贡、河内搭机返昆明，结束五个月的访问工作。 五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中国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中印学会、中国佛学会等五十余团体，对太虚成功率导之访问团，作联合盛大之欢迎。 五月，回昆明期间，太虚筹组“滇边特区佛教会”，由云南佛教会呈请社会部，俾加强夷民内向，利于抗战。十一月，得政府核准协助，太虚派学僧往芒市，就地推进。

一九四一年 五月，滇边特区佛教联合会成立，受社会部嘉奖。

一九四二年 三月，太虚指导协助成立“佛教中医慈济院”，及佛慈药厂之筹设。

一九四三年 一月，太虚与冯玉祥、于斌、白崇禧等发起“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五月，正式成立，太虚任常务委员。该会之任务为“拥护抗战建国，尊重信仰自由，提高精神修养，励行社会服务，促进世界和平”五项。

一九四五年 一月，太虚莅国际宗教联合研究会演说。应国民外交协会之请，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论和平之道。 七月，太虚以德国投降，乃作《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劝其慨然无条件投降。 八月，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战终获最后胜利；太虚作《告世界佛教徒》，呼吁努力于人类真正和平的推进。

注一：主要摘自《太虚法师传》，邓子美、陈卫华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注二：摘自《太虚大师年表》。